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微观经济学 去年9月中旬,笔者曾在“信息经济学”课上讲解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时批评过韩国的媒体。人们常说我们社会的教育界、宗教界、法律界、政界没有一处不腐败,但任何社会只要媒体还真正有活力,这个社会就能发挥自净能力、重新焕发生机,只是笔者怀疑韩国的媒体能否承担这样的角色,这就是当时的要点。几天之后,通过一家综合频道的报道,朴槿惠政权由幕后实权人物操弄国政的真面目被揭开,此后在同一门课上,一名学生问道:“这样看来,我们的媒体不是做得不错吗?”笔者的回答是:“正因如此才更让人担心。”因为我认为,经此一事媒体权力会更加强大,媒体界自身的改革也将因此更加遥不可及。
极其无能又傲慢的朴槿惠政权最终在3月10日被弹劾,而且是韩国宪法法院8名裁判官全体一致通过。但回顾至今的走向,笔者认为先前的担忧并没有大错。社会动荡时,在理性的基础上稳住社会重心也应是媒体的重要职责之一。在这次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我们的媒体是否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角色?点燃烛光的媒体反而骑上了烛光的浪潮。搭上这股势头的政界过犹不及,作为其反作用,太极旗又涌上街头。代议政治消失,连广场都以世宗路十字路口为界,鲜明地分裂为烛光与太极旗,这就是当下我们的样子。
作为“信息经济学”核心主题之一的“道德风险”,基本上指委托某种行为(或决定)的“本人”与受托的“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经济学主要以“雇主与被雇者(例如股东与CEO)”这类经济委托关系为研究对象,但事实上道德风险问题最根深蒂固地潜伏之处,正是“国民与政治人”之间的政治委托关系。国民委托政治人按增进国民福利与福祉的方向运营国政,但作为代理人的政治人却优先考虑自身的政治利益。
之所以说最根深蒂固,是因为在大多数委托关系中,即使不完全,也存在能够判别代理人行为的绩效指标(CEO的情况是公司利润),可通过绩效奖金这一激励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而偏偏在“国民与政治人”的关系中,能判别政治人行为的绩效指标并不多见,即便有,其效果也大多不是短期内迅速显现,而是在长期内缓慢呈现。正因如此,国民容易被政治人的歪曲与民粹式的甜言蜜语所煽动,“选举”这一唯一的激励手段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道德风险并非源于代理人异常的道德缺失,而是源于普遍的人类理性利己心,因此严格来说,其发生责任不在代理人,而在未能建立起控制代理人行为制度的本人。因此,政治的落后,其原因不在政治人的落后,而在制度的落后,而其背后则是国民的落后。应当弥补这种制度落后、帮助国民作出理性政治判断的正是媒体。但这里有些微妙。“国民与媒体”的关系同样是一种委托关系,因此媒体人的道德风险也完全可以预见。所以理论上需要有人加以控制,但这很容易侵犯“新闻自由”这一民主主义的大命题。归根结底只能依靠媒体人的道德心与社会责任感,而这正是媒体界自身改革努力不可或缺的原因。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大多数政治先进国家都是媒体先进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