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当时身为总统候选人的前总统卢泰愚提出了一个让财界耳目一新的承诺:大幅削减多达212项的各类准租税项目。与此相应,卢前总统就任两年后的1989年,经济企划院提出了准租税整理方案,称将只保留16项准租税项目、其余全部废除。仅从表面看,卢前总统按承诺将准租税削减到接近全面废除的程度。
但实情不同。据22日韩国企划财政部的负担金运用综合报告书,1990年我国的负担金数量为95项。与1980年(34项)相比接近三倍。虽说削减了法律框架之外的准租税,企业须承担的法定负担金反而增加了。此外,卢前总统还以所谓"统治资金"名义向企业索取了5000亿韩元,最终他于1997年被韩国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并追缴2628亿韩元。
尽管程度有别,这种模式在历届政权中原样重复。前总统金泳三当选后也承诺为激活经济而废除各类准租税。但企业"自愿"性质的准租税——捐款负担却进一步增加。1994年前100大企业缴纳的各类捐款为2万零140亿韩元,比1993年(1万4695亿韩元)增加27.1%。与1991年(6%)、1992年(11%)的增长率相比也高出许多。金大中政府时期,对朝送化肥项目也用掉了企业100亿韩元的资金。
2004年政治资金法修订之后,准租税在法律框架之外以更巧妙的方式勒紧企业。卢武铉政府时期,拿出约8000亿韩元的三星集团的社会贡献事业等就曾引发准租税争议。进入李明博政府后,企业决定在10年间向微笑金融财团拿出2万亿韩元,国策项目四大江工程也动员了建筑公司。建筑业界一位相关人士回忆当时称:"四大江工程因招投标串通而蒙上污点,给建筑公司形象造成很大打击,但由于政府的凌厉威压,不那么做(串通)就无法实现盈亏平衡。"
强迫企业"自愿"负担的惯例在朴槿惠政府时期更加露骨。将朴前总统推向弹劾的Mir财团与K体育财团就是代表性案例。除此之外,青年希望基金(880亿韩元)、韩国互联网广告财团(200亿韩元)、中小工商人希望财团(100亿韩元)、智能信息技术研究院(210亿韩元)、创造经济创新中心等,也被视为半强制性榨取企业的代表性案例。
处于法律框架之内的负担金也是问题。通过负担金管理法对企业合法"双重征税"的国家,全世界唯有韩国。韩国企划财政部一位相关人士表示:"通过法律系统性管理负担金的国家,全世界只有我们。"
虽然是世界罕见的法律,但征收规模每年都在增加。据自由韩国党议员沈在哲办公室,企业2015年缴纳的法定负担金为16万4000亿韩元。仅朴槿惠政府时期征收的负担金就达45万亿韩元。负担金占法人税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8.6%飙升至2015年的36.4%。
企业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承担如此巨额准租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可能左右企业生死的监管权掌握在权力手中。经济部门一位相关人士倾诉现实称:"好不容易制定好法案或政策上报,上面常常塞进莫名其妙的条款再发回来","仔细剖析就会发现,大多是代表特定企业或集团利益的内容"。
正因如此,监管扭曲市场经济的情况也很频繁。政府欲把软件(SW)市场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分配的"软件产业发展法"、禁止向消费者打折的"图书定价制"、强制将小微业者信用卡手续费下调50%等,都是代表性例子。
这也是有人指出必须彻底改革准租税惯例、以消除官治引发的政经勾结、进而根除政府扭曲市场经济现象的原因。西江大学名誉教授金炳周表示:"虽说我国法人税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但若把税收之外的负担金和准租税等加起来,将远超40%","应以总统弹劾为契机,把(准租税)界定为一种犯罪行为,今后必须有相当大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