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2 | 김상훈 기자

[大选已启动,再谈国家改造] 经济民主化并非监管的正当理由…盲目束缚企业的法案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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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宪法第119条第2款明确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与经济力滥用,为实现经济民主化,可对经济进行规制与调整。”自2012年延续至今的“经济民主化”法案,依据正是这一条款。

法学者的评价各异。首尔大学校长成乐寅在经济民主化法案如潮水般涌现的2012年,通过题为《宪法与经济民主化》的论文指出,经济民主化虽是时代使命,但并不必然构成为扩大国家规制与介入正当化的逻辑。他表示:“(宪法的经济民主化条款)反而可以作为摆脱国家规制与介入、实现去监管与自律化的宪法依据。”

问题在于政界借反企业情绪之势,不断抛出“盲目的”经济民主化法案。典型例子便是商法修正案。也有观点指出,商法修正案中由劳动者代表出任外部董事,存在侵害股东财产权的违宪之嫌。

经济民主化法案妨碍资源有效配置也是问题。作为代表性经济民主化法案的中小企业适合行业便是一例。2015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曾发布报告称,若在缺乏事后效果分析的情况下指定中小企业适合行业,副作用可能十分严重。实际上,随着包装豆腐市场被纳入中小企业适合行业,大企业转而将目光投向进口大豆豆腐市场而非国产大豆豆腐,结果中小企业的利润反而减少。简言之,不成熟的经济民主化法案反而起到了拉低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这类过度立法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社会未能就经济民主化的范围达成共识。虽有必要以制度限制经济力向大企业集中以及财阀的各种“霸道行为”,但也因此出现担忧:一旦被滥用为打压企业,可能导致我国产业竞争力恶化。成校长就经济民主化表示:“不得侵害经济自由与权利的本质内容,即便加以限制,也只能在遵守比例原则的范围内获得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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