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A01 宪法与公务员法之间的困境“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服务者,并对国民负责。”(宪法第7条第1项)
“公务员在执行职务时,应服从上级的职务命令。”(国家公务员法第57条)
这是规定公务员义务的代表性条款。宪法的含义是,公务员受主权者国民委托行使国家权力,因此执行业务时应处于中立立场,为“公益”工作。也就是说,不得从事不符合全体国民利益的业务。
相反,国家公务员法第57条的重点在于服从上级命令。条文明示,违反者无论何种公务员都构成惩戒事由。官僚在大原则与现实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在崔顺实干政事件中暴露无遗。前青瓦台秘书室长金淇春、前青瓦台政策调整首席安钟范、前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次官金钟等众多高层公务员,遵从的是公务员法的命令而非宪法。他们无视宪法,只做总统及其亲信的服务者,只对总统及其亲信负责。国民排在其次。
仅凭这些高层公务员的作为,是否就能无条件指责官僚社会“没有灵魂”?崔顺实干政事件之后,要求形成“能够说不的官僚文化”的呼声很高。但同时也有人提出根本性疑问:政务职高层公务员究竟能否拒绝总统的命令?官僚社会陷入了在宪法与国家公务员法之间的选择困境。
17日,中央部门高层官僚A某表示:“现行宪法与国家公务员法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并反问:“国家公务员法明文规定要服从总统的命令,究竟应优先遵从哪一个?”这指出的是官僚社会中国家公务员法更贴近现实、只能遵从的处境。
看一看当前中央政府的机构编制,疑问便可解开。以总统为顶点,上层设有总统秘书室与警护室、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和韩国监查院,国务总理与各部门呈船团式排列。特别是从青瓦台秘书室组织图看,由秘书室长与政策调整首席、经济首席等10个首席秘书官室构成。
总统下达指示后,经秘书室长与首席秘书官会议决定,各部门便整齐一致地行动,个别判断并不容易。A某说:“在青瓦台工作时,一天会同时下达100多项课题”,“能对总统的话抱有疑问并作出判断的公务员能有几个?”
当然,A某的话并不能成为公务员在崔顺实干政事件中的免罪符。但有人指出,在权力全部集中于总统的现行帝王式总统制下,这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特别是由总统掌握人事权的一级以上高层公务员,每五年都要经历起伏。首尔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李秀荣表示:“政务职公务员是被政治任命的人”,“要求其政治中立在现实中很难。”
崔顺实干政事件之后,官僚社会陷入选择困境,试图修正这一状况的法律与制度改善动向也开始出现。今年1月,国会由共同民主党议员奇东民代表提出了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核心内容是让公务员能够拒绝违法的职务命令。
修正案在规定“公务员服从义务”的国家公务员法第57条中,增加了“职务命令违法时应拒绝服从”的但书。同时明示,因此类拒绝服从不会受到人事上的不利处分。议员们在提案理由中表示:“上级一吩咐就无条件照办的没有灵魂的公务员的不负责任,在此次干政、扰乱国家纲纪、践踏宪法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也违反宪法第7条第1项”。
官僚社会对此评价不一。经济部门的B处长表示:“崔顺实干政事件与文化界黑名单风波,是在公务员服从权力者违法指示的过程中发生的”,“法案一旦通过,公务员的立足空间会更大”。意思是以法律明文规定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担忧认为,职务上的上下服从义务被削弱后,业务将无法正常运转。有人指出,即便是正当命令,个人也可能任意判断是否违法,从而拒绝执行业务或懈怠。为防日后出问题,也可能出现把上级指示密密麻麻记在本子上或录音的情况。中央部门的C局长说:“判断是否违法在实际操作中非常模糊和困难”,“如果上级每次指示都要一一计较,组织还怎么运转?”
然而这很有可能成为现实。曾负责为企业解决投资难题的现场项目的经济部门D处长表示:“朴槿惠政府期间召开的11次贸易投资活跃化对策中,相当一部分与崔顺实干政相关联,被误解为给了企业特惠”,“担心今后与企业相关的放宽监管工作难以推进”。
也有人指出,真正重要的不是法律,而是公务员的姿态以及驱动他们的总统与亲信,即政治权力。中央部门高层官僚A某强调:“随着崔顺实事件与禁止不正当请托法(金英兰法)的实施,我们社会正在改变”,“按过去的方式办事无法达到国民的标准,这是时代的要求。”他接着补充:“不过今后官僚社会应在何种界线内做事、何种事不该做,仍是留下的课题。”
首尔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李秀荣指出:“仅部分修改国家公务员法,氛围不会有太大改变”,“更重要的是按原则运行既有法律与制度的文化以及公务员的努力”。淑明女子大学法学部教授洪性洙表示:“制度层面的修补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公民社会必须强力监督制度是否公正并正常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