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共同民主党代表文在寅16日通过“家庭负债七大解决方案”发布大选公约,提出引入家庭负债总量管理制,并将利息限制法规定的最高利息及贷款业最高利率下调至20%。其中还包括减免国民幸福基金11万6000亿韩元无法收回债权的债务。此前城南市长李在明甚至提出以“信用大赦”为名,全部免除490万人生计型债务的公约。
大选参选人纷纷以解决家庭负债为名抛出“债务减免”公约,但与历届选举公约一样,都是实效性可疑的老调重弹。预先设定家庭负债总量的公约,实质是要减免弱势群体债务并削减利息,不少人指出这不仅背离市场原理,还极有可能给房地产市场等带来不安心理。韩国银行等金融当局一直反对,也正是因为认识到这类副作用。虽称要强制下调法定最高利率,但最终会损害信用秩序,反而极有可能让平民背上更重负担。一边说要向平民提供10%档位的中等利率贷款,一边又死死拖住互联网专业银行的脚步,同样前后矛盾。
更重要的是,不加分辨的债务减免措施,既涉及与诚实还债者之间的公平性问题,也可能动摇不良债权(NPL)等金融市场秩序,因此需要慎重而精细的做法。一到选举,债务人便产生“债不还也无妨”的道德风险,这种情形已非一朝一夕。金融界已传出有人无理取闹称不再偿还银行贷款,令人担忧。若真要担忧家庭负债,利用个人债务重整等现有机制提高实效性,并根据不同阶层情况推出量身定制的对策,才更为现实。
大选参选人若真心忧虑弱势群体,就应牢记:促进企业活动、创造就业岗位,而非讨好选民的公约,才是最好的家庭负债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