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以为是在指出低出生率问题。仔细读下来,才发现这是向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出的信息。3月6日《金融时报》(FT)刊载的一位外国投资者的投稿,标题是这样的:“韩国的房地产狂热(craze)需要更多婴儿。”
去年一年间,我国成交的1000万美元以上房地产交易额为119亿美元,比2015年的103亿美元增长了15.5%。其中外国人投资占比为19%。仅看金额,我国房地产交易额是整个东南亚交易额的两倍多。然而东南亚人口比我国多出12倍。此外,韩国人的海外房地产投资额去年为74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10倍以上。我们也正把目光转向海外房地产投资。就这些事实,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根本的是人口问题。韩国的生育率为1.2%,低于邻国日本(1.43%),是全球第212位的低生育率国家,却又不像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那样欢迎移民。仅以首尔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房地产不够,而是人不够。从人口学角度看,外国投资者认为韩国的房地产价格被高估了。
那么外国投资者会从我国房地产市场撤脚吗?答案一言以蔽之是“不”。因为韩国房地产投资需求过剩,买家多得是。他们列举的理由包括:在韩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可以取得确实的房地产所有权(freehold)而非使用权;韩国高档房地产的投资收益仍优于其他国家等等。但他们也补充警告说,无论所有权确立得多么完善的楼宇,若没有租户,韩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危险的。
外国投资者的视角与我们大不相同。我们主要把焦点放在面向平民或低收入阶层的“按收入阶层的短期住房供给政策”上。而外国人则从人口学层面关注长期住房需求。如果说迄今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慢性的“供给不足·需求过剩”,那么从今年起进入了必须担忧“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时代。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从今年开始减少。对我们而言,人口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火。
下届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必须反映供需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与低生育率对策相衔接的青年住房对策尤为重要。我国青年晚婚和回避生育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过重的教育费和居住费负担。与教育改革一并创造青年就业岗位、降低居住费负担,是克服低生育率的一条途径。现在是应按年龄段、代际把握房地产失衡状况,把更大政策力量投入青年住房对策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