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库 “现在应该把被既得利益堵住的通道彻底打通,把对未来的主导权交给三四十岁的年轻领导层。”
民间智库“与时斋”理事长、前经济副总理李宪宰(图)出版了收录改革课题的对谈集《国家应该做什么》(Medici Media出版),引发关注。该书从“国家”“各类政策领域”“领导力”三大方面,考察创造韩国真正变化的动力来自何处。
他在与与时斋企划理事李元载的对谈式著作中,谈到“朴槿惠门”爆发一事时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韩国社会是一种福分”,“现在必须对‘国家之事’进行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思考”。其观点是,在世袭社会的风险、财富向财阀集中的风险、权力向总统集中的风险进一步扩大之前,脓包就已破裂。
他认为,新政府要做的重要事情是“动摇既得利益”。
“首先必须打破只对大企业有利的环境。必须改变企业规模大本身就成为既得利益的结构。对于不当的以强凌弱行为、集中输送业务、变相的继承与赠与,必须实施惩罚性课税。当然会遭到强烈抵抗。尽管如此,因为这是必需之事,必须果断推进。”
自认是“改革派保守”的李前副总理还批评进步势力的国家主义思维如出一辙。理由是,他们在声讨国家介入造成问题之后,又要求“由国家来解决”。
李前副总理表示,“认为所有社会问题都必须由国家介入解决,这是陈旧的想法”,并主张现在应把社会主导权交给拥有摆脱国家主义思维方式的新一代。
“希望出现这样一个政府:只把被既得利益堵得严严实实的地方彻底打通,而空出来的位置,让新的主体们喧闹嘈杂地、多样而富有活力地去填满,政府能够等待。如果上一代政治人物说‘我只扮演为下一代开路的先驱角色’,并且沿着这条路建立起年轻的领导层,那会怎样呢?我想,国民不正是在等待这样的感动吗?”
李前副总理所说的“年轻领导层”以三四十岁为主体。他认为,应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迅速变化的韩国社会中开始社会生活的如今三四十岁一代主导未来,前一代人则在帮助他们的同时跟随即可。
他在相当于序言的《烛光的热望,若要通向真正的变化》一文中说,“目睹因烛光集会而燃起的热望与变化,我心中也产生了一个热望”,“那就是希望这烛光不只用于把总统换成另一个人,而是成为创造真正变化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