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8 | 이현호 기자

[弹劾裁决倒计时]石油危机时连总统也说服…“有主见的官僚”每逢危机都是解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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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因伊朗中断石油出口,第二次石油危机来袭。在为重建经济而全面启动工业化的当时,此前的努力有可能化为泡影。此时,经济企划院次官助理姜庆植走到了前台。他即使面对手握凌厉权力的统治者也不屈己见,并于1979年4月发布了“4·17经济稳定化综合施策”。这是把以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为代表的政府管控型经济政策,重组为“市场自由化”这一大框架的政策。反对之声立刻出现。朴正熙总统的反对也很强烈。但如今4·17施策被视为韩国经济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政策。曾以姜庆植为上司的前江南区厅长孟正周回忆称,“姜前次官助理一旦制定出某项经济政策,向上即使总统固执也会去说服并取得信任,向下则说服实务公务员。”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是展示官僚为何必须稳住重心工作的代表性案例。不只是石油危机。1945年光复以来,韩国经历了无数危机。其中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1990年代的外汇危机(IMF)、2000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视为最大的关口。每逢其时,危机最前线都有公务员。国家危机来临时,只看国家利益、按自己信念办事的正是官僚。

第二次大危机的1980年,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同时到来。军事政权再次上台,国民对政府的反感达到极点。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也因石油危机后遗症和世界经济萧条陷入困境。物价暴涨,储蓄率下降。内需市场冻结,企业竞争力也处于谷底。当时的全斗焕总统不顾周围反对,提拔自由市场主义者、经济企划院局长金在益为经济首席秘书。当时金首席在全前总统的全面信任下推行经济政策。金前首席甚至说过,“无论既得利益层如何抵抗,请相信我的话,把政策推行下去。”此后在1987年六月抗争和修宪浪潮中,在背后默默支撑国家经济的也是官僚。

1997年下半年的外汇危机,不仅把韩国经济、也把整个国家卷入危机漩涡。因国家濒临破产,大多数国民开始惶恐不安。当时金大中政权的首要目标是克服经济危机,因此选择了“信念型领导力”。已故的时任财政经济部长官姜奉均出面充当外汇危机的解决者。他打出的第一张牌是解体争议颇多的财界排名第二的大宇集团。政界和财界强烈反对,国民的忧虑也很高。但姜前长官克服种种反对,四年后宣布提前从IMF体制“毕业”。IMF将韩国评价为最优秀的毕业生。在姜奉均任经济首席时期共同工作过的前金融委员长陈东洙回忆称,“姜前首席是亲自说服总统、阻挡外部政治压力、按自己信念推进工作的人。”

近来因朴槿惠总统弹劾政局,韩国经济被推入连一寸前方都难以预见的境地。因此,要求有能发挥“沟通型领导力”、尽快稳定市场的官僚的呼声很高。

为此被提及的模板是前经济副总理李宪宰。李前副总理从2004年3月12日弹劾案通过之后起,就直接与家庭、企业、政府等经济主体沟通。当天上午11时55分国会通过弹劾案后,李前副总理立即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并在3小时后的下午2时30分发布告国民声明。李前副总理表示,“至少经济问题由我负责。请各经济主体相信并跟随我”,首先安抚了市场。一位前政府高层人士强调,“每逢危机守护大韩民国号的都是官僚”,“国民和社会应帮助官僚能够稳住重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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