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8 | 이철균 기자

[Desk诊断] 关乎国运的三个月…官僚须把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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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将韩国的信用评级维持在Aa2(展望稳定,为第三高等级)。这一结果出现在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及金正男遇刺后朝鲜风险升高的背景下,因此意义重大。

值得关注的是其依据。穆迪评价称,“韩国政府的力量是使经济与金融体系顺畅运转的‘钥匙(key)’”。尤其是把政府的力量(institutional strength)评定为“非常高+(very high+)”,并称“其稳固程度足以构建并推进一贯的政策”。这是高度肯定了在总统弹劾政局以及韩国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因素(家庭负债、快速老龄化等)的情况下,“官僚机能”依然稳固。

大约每十年就经历一次大危机的韩国,如今遭遇了与过去完全不同层次的危机。前金融委员长申济润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是风险已经显现,只要找到解决方案并应对即可,但现在完全不同。”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任采民也诊断称,“经济上或许比过去危机时更富裕,但社会与政治分裂走向极端,病情的严重性要大得多。”前金融委副委员长尹容鲁诊断说,“如果说朝鲜战争后是在废墟中、外汇危机时是在债务堆中救活了国家,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债务堆和废墟一起到来。”也就是说,寻找解决之道变得更加困难。

未来三个月是韩国是倒下还是重新向上的分水岭。关键在于3月的弹劾裁决、若弹劾获准则5月的总统大选,以及大选后一个月内新政府设定国政方向的过程中,是弥合矛盾还是扩大矛盾。前建设交通部长官李庸燮指出,“未来90多天对韩国经济而言实际上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危机管理非常重要”。前国务总理韩德洙也表示,“无论出现何种弹劾裁决,不确定性都将进一步增大。”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巴西的覆辙——巴西在因腐败嫌疑通过对迪尔玛·罗塞夫总统的弹劾案过程中,因剧烈分裂导致政治乃至经济都被撕裂。

问题在于危机管理的主体,不像过去那样清晰。从朝鲜战争到1970年代的第一、二次石油危机、1980年代的政治危机、1990年代的外汇危机、2000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官僚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前副委员长尹容鲁说,“朴正熙总统遇刺事件之后也是与现在一样不安的局势,但最终稳住重心的是公务员”,“在克服过去所有危机的过程中,虽然不能说全部,但正因为有官僚体制的坚实支撑才有可能。”前委员长申济润回忆称,“卢武铉政府初期,华尔街把它视为左派政府,曾下调信用评级展望”,“当时真的非常恐慌,以官僚为中心前往美国消除了误解,找到了解决办法。”

但现在情形有所不同。世越号惨案和崔顺实干政事件之后,曾以“荣誉”为生的官僚们沦为各种指责的对象,过去那种“使命感”跌落谷底。对职业的凄凉之感也很强。一位在私下场合见到的高级官僚说,“听到孩子们不愿透露爸爸的职业后,那种凄凉无法用语言表达。”另一位相关人士倾诉道,“在被青瓦台的‘偶然公务员’摆布、甚至部分职业公务员频繁出入检察机关的现实面前,我感到难以言表的悲伤。”这正是“即使国家存亡攸关的危机来临,官僚们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挺身而出”的气氛弥漫的原因。正因如此,前长官任采民强调,“现在真正重要的是给士气极度低落的公职社会以勇气和力量。”因为担心如果大家都撒手不管,就可能走上“彻底崩溃”之路。

已离开公职的前辈官僚们的建议也类似。无论如何,现在“公职人员必须稳住重心”。前经济副总理权五奎强调,“弹劾裁决后官僚必须稳住重心,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经济团队应以副总理为中心,明确发出‘经济由我负责’的信息。”尹副委员长也表示,“总得有人守护国家利益,最终只有官僚”,“为了让各经济主体尽可能不动摇、找回稳定,官僚不是应该发挥桥梁作用吗?”他还表示,要稳住重心,但由于危机性质不同,应对方式也必须不同。前委员长申济润说,“外汇危机时毕竟有国民共识。这也是能大规模开展捐金运动、能一气呵成推进结构调整的原因”,“但现在不能沿用过去的方式。要让国民安心,必须提出不是做样子、而是切实可感的实际解决方案,才有可能勉强克服。”

穆迪等全球信用评级机构至今仍高度评价韩国官僚的人力实力。与国内视角不同,被派往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韩国官僚能力确实出众。哪怕只是为了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局势中利用他们的危机管理能力,现在也应当给官僚们温暖的目光。/经济部长李哲均 fusion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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