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韩国党议员金成泰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一年,其变化之快堪比农耕社会一百年的变化。
2003年,韩国政府为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未来,曾率先推进泛在城市(U-City)。当时以国费和地方税各50%的比例投入约230亿韩元税金,积极付诸实施。但由于缺乏标准化模型的竞争性技术投入、相互兼容性问题以及业务范围设定带来的混乱,最终不了了之。这正是泛在城市的局限——完全不考虑作为使用者的人,只聚焦于尖端信息通信技术(ICT)与建筑物结合本身。
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已着手开发与环境、能源相关的平台,中国去年也公布了320多个智慧城市建设计划,投入大量国家预算开发智慧城市项目。韩国若要引领第四次浪潮、智慧社会范式急剧变化的时代,必须抢先占据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模型。然而现实是,连智慧城市与U-City都无法区分。
所谓智慧城市,并非在既有建筑上简单嫁接物联网技术的城市,而是指居住在城市空间中的人们作为主体参与、为便利生活提供创意,随后嫁接合适的ICT,从而为居住者实现最优化的城市。
事实上,阻碍智慧城市成功的最大绊脚石是法律与监管。我国作为第三次浪潮、信息化革命的先导国家,一直走在尖端ICT开发的前列,也已具备实现智慧城市所需的技术实力。但由于受阻于强力的法律与监管壁垒,我国大数据利用率仅为5%,去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WEF·达沃斯论坛)公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准备度也仅排第25位。
为实现智慧城市成功,我们最需要的条件是引入能够一举解决法律与监管问题的“监管自由区”。在实施全球极高水平监管政策的韩国,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变化的时代形势具备竞争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指定用于建设智慧城市的“监管自由区试点特区”,以居住市民所期望的方向为重点提供生活环境,并以实施阶段得出的结果为基础反映到法律和政策中,进而推广至韩国全境。
智慧城市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融合创新经济的核心模型。为成功实现智慧城市,应将政策从政府主导方式转向支持民间的方向,并以市民对城市开发的高度成熟度为基础,实现市民与城市水平协作关系的以人为本的价值。期待韩国智慧城市模型成为跨越当前经济危机、迈向全球领导者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