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6 | 이학인 기자

[沉醉于官治甜头的创投] 法规解释各异…中小企业生死系于公务员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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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尖端企业楼宇的板桥科技谷。这里被称为“创业圣地”,但因租金昂贵,被指对初创企业而言只是“画中之饼”。/权旭 记者

# 金某于2008年与2名前同事共同创办了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该公司主要承接将外国企业的展品运入韩国、国际展会结束后再运出的业务。这并不容易。由于经营年限短,创业初期连揽货都很困难。金某四处奔走拓展业务,逐渐成长为能够承接大型展会货量的实力小企业。但最近韩国关税厅却发来一纸如晴天霹雳般的通知书,内容称其公司过去5年间获得了违反关税法的不当减免,须缴纳1.1亿韩元追征款。

韩国关税厅事后补征5年税款,原因在于法规解释。根据关税法施行规则,“展品仅在活动主办方或参加者申请时才属于减免对象”。韩国关税厅解释认为,像金某公司这样的国际货运代理商不属于此类。韩国关税厅已对获得不当减免的企业展开调查,并正对共11家企业推进47亿韩元的追征程序。此前一直按惯例解释为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也属于减免申请对象,如今则将其推翻。金某解释称:“活动主办方因担心境外运入物品被盗或损坏而不直接介入,境外参展企业又没有营业执照号码,难以申请税收减免”,“韩国关税厅也了解这一现实,此前一直予以容许,如今突然改变解释,令业界陷入严重困境。”

# 曾在韩国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年的徐某于2015年创办了一家P2P贷款公司。P2P贷款业务是从个人投资者处募集资金,向需要资金的借款人提供年利率10%左右的中等利率贷款。主要对象是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信用等级4~6级人群。徐某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曾负责平民金融支援等业务,对该事业颇有信心。为使资金供应顺畅,他还设计了从资产管理公司、储蓄银行等第二金融圈获得资金进行投资的业务架构。徐某最初向韩国金融委员会提出该设想时,金融当局表示为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将积极予以帮助。但当他为引入机构投资者资金而向韩国金融监督院提出申请时,金融监督院各部门却以各不相同的理由作出不予许可的判定。徐某多次走访金融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申诉法规解释的不当,但金融当局毫无作为。在此期间时间流逝,徐某在事业尚未启动的情况下,就已将公司创立资金20亿韩元中的13亿韩元白白耗尽。徐某倾诉说:“金融当局内部部门之间步调不一,一切都被堵住,令人憋闷又委屈。”

如金某和徐某的案例一样,因行政部门公务员图行政方便的解释和相互推诿而在事业尚未正常开展就倒下的情形,在中小及创业界并不陌生。尤其是总统被弹劾后的权力空白期,一线公务员之间极端的自保主义蔓延,企业的困难进一步加重。

企业就相关业务向主管部门咨询时,往往得到与法规立法本意不符、过度拘泥于字面的解释。民营企业出身的人事革新处处长李根勉2014年就任时曾表示“对积极行政过程中产生的过失将减轻惩戒,相反若因消极行政给国民造成损害将予以重惩”,试图为公职社会注入新文化,但公职社会的自保主义反而更加强化。某大型金融控股公司高管解释称:“看政府监管就会明白‘魔鬼藏在细节里’”,“培育金融科技等政府发布的内容看似像样,但真到事业阶段,因监管规定被作图行政方便的解释,几乎无法执行。”

李明博政府的“拔除监管电线杆”、朴槿惠政府的“去除指甲下的刺”等,历届政府无一不强调废除监管,但效果甚微。部分监管虽被取消,但每当发生世越号惨案、坚果返航等轰动社会的重大事件事故时,都会以防止再发为名新增监管。

监管万能主义也体现在数字上。据韩国法制处数据,法令、总统令、总理令等法令数量2012年为3929件,2016年增至4337件,每年增加约70~150件。虽然通过监管改革委员会建立了防止监管过度产生的制度性程序,但随着国会立法等不断产生新法规,这些程序形同虚设。因此与政府的发布不同,企业家感受到的监管壁垒依然如故。实际上,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2014年对公共机构民众投诉处理的国民意识进行调查,结果全体受访者中51.3%回答“对结果不满意”。

专家强调,为实现监管革新,需要比现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与协同治理。正如前述徐某的案例,对于横跨一个部门多个司局的业务,只要部门之间真正实现开放与共享,就能实现为企业家着想的积极行政。成均馆大学行政学系教授金根世建议:“政府提供行政服务的形态仍以供给方为主,且图行政方便”,“应按照强调开放与共享的政府3.0宗旨,扩大部门内部的议事协商机构,强化协同治理功能。”

也有意见认为,要让公务员积极解释法规,就必须比现在更强化其权限并保障其身份。首尔大学行政研究生院教授林道彬提议:“应考虑到因崔顺实事件和对新政府组织改编的担忧,公务员士气低落与无力感蔓延”,“应在减少政治权力不当影响力的同时扩大公务员的裁量权,改变文化,使其能够自发地对投诉民众实行积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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