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拟推动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包括多重代表诉讼、强制累积投票、审计委员分离选任、选任审计委员时限制表决权等。内容十分复杂,普通人难以理解。但这些修正案都聚焦于一个政策目标,即把企业大股东、尤其是财阀视为恶的存在,并大幅限制其权限。从数量上看,大股东是少数,小股东是多数。也就是说,修正案被装进了强化多数权限的经济民主化框架之中。民主制度是以人数为重、认为多数决定就是正确的制度。但包括企业在内的经济政策,其尺度不应是“人数”,而应只忠于市场经济原理。若以民主为标尺制定经济政策,该国经济必然崩溃。与经济民主化相关的许多立法案已经走过这样的老路,本次Commercial Act修正案也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制定的“毁坏经济的政策”。
市场经济体制是宪法明示的韩国的根本属性。市场经济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企业经济。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没有企业也就不存在市场经济。因此,压制企业等同于压制市场经济。在韩国,对企业的错误认识在大企业、尤其是财阀企业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人们把大企业的经营活动视为贪欲和剥削,把大企业视为恶魔般的资本主义的代表性面孔。认为财阀企业的经营者也是贪婪的存在,若不在制度上加以压制和规制,就无法阻止其追求利润的欲望。相反,认为小股东虽然人数众多但相对弱势,应以政策加以保护。本次Commercial Act修正案正是基于这种思维,通过规制强者、保护弱者的简单公式而诞生的。
韩国的大企业是引领国家经济的中枢。所有企业都想成为大企业,正如所有学生都想成为优等生。大企业的竞争舞台不在国内,而在国际市场。大企业的成长意味着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的附加价值回流到国内。企业的成败取决于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家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宝贵资产。大企业的大股东是在激烈竞争世界中押上自己全部财产进行经营、身处经济战争最前线的战士。因此,企业治理结构理所当然应最大限度保障大股东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为其营造更努力经营事业的环境。
小股东人数众多,但对企业并无太大兴趣。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经营,而是股价。如果不满意所持股票的公司,他们随时可以卖出股票,成为其他股票的股东。如此,大股东与小股东虽是同一家企业的股东,但关注点不同。这正是治理结构不得不以大股东为中心的原因。只有保障大股东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他们才能更努力地经营事业。
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多多欢迎。但规制大企业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因此,规制财阀的本次修正案并非为国家经济发展而设的法案,只是把经济划分为阵营逻辑、通过规制财阀刺激大众情绪以争取选票的手段。
大企业不是我们社会的恶。大企业是引领国家经济的核心。政府自身无法创造附加价值。政府的角色只是营造让企业能更努力经营事业的环境。然而国会却以Commercial Act修正案把大企业定性为恶,哪怕毁掉国家经济也要给财阀套上嚼子,做着一场“泄愤的祭祀”。我们经济能够进一步成长的方向极其简单:不要像现在这样试图规制大企业,而是废除企业的一切规制,让更多大企业得以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