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3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引入jeonse、月租上限制——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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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对租赁保证金和月租金涨幅设定上限的“租金上限制”,争论正在升温。

以共同民主党、国民之党等在野党为主提出的9件租金上限制法案,内容是在租赁续约时将租金涨幅限制在年5%以下。此外还包含合同更新请求权,即租赁合同期满时,承租人可在一次限度内、无需房东同意即可延长合同。朴槿惠总统曾在2012年大选时提出引入该制度的承诺,但后来作废,此前历届政府也多次反复出现争议与废弃。赞成引入的一方主张,为保障在合同关系中处于弱势的承租人的居住权,并延缓因居住成本上升导致的离开首尔、离开城市现象,租金上限制是必要的。反对方则反驳称,该制度过度限制财产权,且房东会在首次签约时一次性提高租金,只会产生短期租金暴涨的副作用。以下刊载双方观点。

我赞成引入租金上限制。近几年租金急剧上涨导致承租人负担加重,这是赞成的重要背景。不过我同意的是有限度的赞成,并想说明其理由。目前租金上限制的概念,核心是将租金涨幅限制在5%,并通过合同更新请求权将现行2年的租赁期限延长至4年,即至少可以再续约一次。

据不动产114数据,2016年全年全国全租(jeonse)价格上涨4.04%,而买卖价格上涨4.42%,全租价格涨幅低于买卖价格涨幅。乍看似乎全租价格涨势落后于买卖价格涨势,但2015年全国平均全租价格上涨13.4%,而买卖价格仅上涨6.1%,全国范围内全租价格涨幅达到买卖价格的两倍以上。全租价格涨势高于买卖价格并非仅是2015年一年的结果。2010年10.3%、2011年3.4%、2013年12.3%、2014年13.4%,2010年以后7年中有4年以上出现两位数以上涨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全租价格上涨带来的问题,其严重性并不仅止于全租价格这一指标的上升。为什么呢?其原因与有限度引入租金上限制的必要性一脉相承。第一,保障承租人的居住权。在双方合同中,承租人是弱者。作为保护合同中弱者的依据,引入租金上限制是必要的。当然,引入租金上限制可能对现有承租人有利,因此下一位承租人可能面临出租人按市场价格、并把未能从前一位承租人处收取的涨幅额外加价后签约,或者出租人以民法上拒绝更新的正当理由行使拒绝权,尽管存在这些缺点,引入仍是可取的。

第二,因全租价格上涨而出现的离开首尔、离开市中心的人口迁移,会成为使城市竞争力急剧下降的因素。全租价格相较其他地区急剧上涨的首尔,因“逃离首尔”风潮,人口1000万时代已被打破数年。公寓买卖价格上涨、全租价格随之上涨时,对于除自住房以外还有公寓出租的所有者而言,从资产价值上升的角度看似乎是可取的。但若这种现象长期化,在人口减少已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因去城市化可能出现高价租赁住宅空置现象,从这一点看并不可取。为了防止今后人口减少和市中心空心化带来的城市衰退,实现韧性城市(resilience city)或作为精明收缩(smart decline)的紧凑城市(compact city),也需要引入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市中心人口外流的租金上限制。

不过,我赞成有限度引入的理由,首先在于,若说通过租金上限制保障承租人的居住权,那么相关地区和市场可能并非全国范围,而应限定于特定地区。除特定大城市外,一般地区的租金问题涨幅在租金上限制标准5%以下,与其说是租金上涨问题,不如说很多地方需要的是居住福利层面的关照。或者相反,特定城市或地区的租金上涨问题,与其限制标准,交由市场或许更为可取。第二,租金上限制在2011年初由当时的在野党民主党提出过租赁保护法修正案,但基于2015年韩国住宅学会的研究委托结果,政府层面已明确宣布“不可引入”。因此,与其以单纯的政治民粹主义方式处理,考虑到实际能从引入租金上限制中受益的阶层和城市,有限度引入可能更为现实。

基于上述理由,我想强调的是,对引入租金上限制的“赞成”,并非单纯出于无条件反对租金上涨,而是从通过租金上限规制,为70年代以后结束“开发时代”、转入“管理时代”的我国城市与地区,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再生实现再城市化(re-urban)、确保城市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的必要性。在贸易保护主义等使国与国之间竞争更加激烈的外部环境中,因租金上涨导致城市人口向外流出,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确保城市竞争力都没有帮助。因为它显然会成为降低个人及家庭生活质量的因素。引入租金上限制之所以必要,并不仅是限制租金上涨,而是能为城市及地区带来更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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