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在议会回答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的质询。作为议会内阁制国家,英国每周三首相都会到议会与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讨论国政。/Seoul Economic Daily 资料库
“保守(保而守之)者亡,修补(补旧而新之)者兴。”
这是贯穿民主主义历史比我们更长的西方历史的真理。只固守过去者失去民心,不断适应新形势并革新者则行得通。接纳变化、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正是西方保守派的历史。
18世纪中后期为英国保守势力奠定卓越基础的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二战后着手建设“伟大法国”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二战后为克服分裂与纳粹主义开创端绪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他们都是在所谓保守危机的转折期不走向极端,妥善解决社会矛盾与时代要求、引领变革的领袖。他们各自以知性力量为基础,不压制而是接纳国民的变革要求,甚至与对方阵营共享议题。
就阿登纳而言,当德国历史上最极端保守的纳粹毁掉国家时,人们理所当然地预测改革取向的社会民主党会执政,但他虽出身保守政党,却因在纳粹统治下入狱等经历而获得信任,作为首任总理奠定了民主主义的基础。他的作风略带权威主义,但妥善化解了新教与天主教、劳资之间的矛盾关系。他接纳钢铁与煤矿等行业劳动者的要求,构建社会市场经济,这成为此后统一乃至今天安格拉·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实际实现完全就业体制的起点。
戴高乐出身陆军军校历史教官,是二战的战争英雄,他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为法国发展奠定基石,但并未敌视市民社会的要求,而是顺应国民的变革诉求。1968年他没有武力镇压要求社会变革的学生和劳动者示威,并于次年下台。迪斯雷利是文学家出身、担任过财政大臣的知识分子,虽为保守派,却强调自由贸易,重视劳动条件等基本权利,并赞成扩大选举权。
之所以特意举出西方卓越的保守派领导人为例,是因为这对近来因朴槿惠、崔顺实门陷入极度混乱的韩国保守势力颇有启示。政治发展所校长、政治学者朴相勋强调:“从‘保守立得住,进步才立得住’这一点看,应通过西方民主主义的历史,让保守与进步合理共存、相互竞争,共同引领社会发展。”
韩国保守势力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克服了韩国战争,并作为工业化的主角建立了功劳。当然这以国民的血汗为基础,但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保守势力的功劳绝不小。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或巴基斯坦比我们更富裕,保守派的领导力值得肯定。但经过1987年六月抗争喷发出的民主主义诉求,保守势力未能适应。其借分裂体制之势划分阵营、助长矛盾与分裂的责任也不小。李明博、朴槿惠政权是在金大中、卢武铉政府的进步势力遇到瓶颈时登上历史舞台的,然而不仅未尽到保守的社会责任,也未能顺应变革与历史发展。
这与进步势力崩塌时、在20世纪80年代纵横一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或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至今仍获得高度评价形成对照。当时两人作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以新自由主义政策谋求与前政权的区别,但并未滥用权力,同时行使强有力的领导力,也没有被腐败污染。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作为保守派在接受新自由主义基调的同时没有压制工会,并继承了推动与东德和平体制的总理维利·勃兰特(社民党)的政策,趁苏联解体之机于1990年实现统一。当然,这与经历日本殖民统治、在同族相残的韩国战争中出现450万伤亡者的我们的处境大不相同,但这一案例表明,即便在分裂体制下,社会整合与保守势力的开放性发展也是可能的。
因此,现在正是保守势力认真反思自己是否切实实践了△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法律面前平等△建设可持续共同体这些保守派本源价值的时候。鉴于损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价值导致了对保守的不信任,保守势力应转向面向未来的、合理的保守,并展现实力。正党议员金荣宇强调:“假保守们的干政事件让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感到羞耻”,“这次应通过全面体检深刻反省,只看国民,革新为真正的保守自由主义。”被归类为合理进步派的共同民主党议员闵丙玖表示:“保守派在安保和经济上表现糟糕,却依靠安保和以财阀为中心的思维获得了反射利益”,“如今应脱胎换骨,从‘习惯性保守’变为‘反思性保守’。”自由韩国党议员元裕哲表示:“保守曾是国家发展的中心力量,却招致了国家领导力危机”,“面对安保危机、经济危机,我们将通过自我革新走稳健改革之路。”
“应通过依据普遍原理作出判断的政治行为,实现国家利益与正义。应反对独裁与滥用权力,寻找实现市民幸福与正义的政治制度和方法。”这是18世纪英国下院议员、著述家、被视为保守主义思想大家的埃德蒙·伯克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