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7年2月号。</b></font>
股票看起来偏贵,债券市场波动性正在加剧。但《财富》邀请的投资专家们一致认为,未来仍存在创造收益的机会。
过去7年间,美国投资者一直生活在“金融悖论”之中。他们一方面见证股市稳步增长,一方面又为经济增长迟缓而焦虑。那么,共和党执政的新时代会进一步延续长期牛市,还是催生新型的不确定性?为了清晰展望2017年,《财富》举办了有市场专家参与的年度圆桌会议(Round Table)。
今年的与会者包括:管理440亿美元资产的Causeway Capital首席执行官萨拉·凯特勒(Sarah Ketterer);在T. Rowe Price负责制定1470亿美元规模目标日期共同基金相关战略的资产配置团队联席主管塞巴斯蒂安·佩奇(Sebastien Page);自1989年起投资企业软件公司的风险投资机构Hummer Winblad Venture Partners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安·温布拉德(Ann Winblad);管理2190亿美元资金的OppenheimerFunds高级投资负责人克里希纳·梅马尼(Krishna Memani);以及在管理超过1万亿美元资金的高盛资产管理(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担任战略咨询解决方案部门全球负责人的希瑟·肯尼迪·迈纳(Heather Kennedy Miner)。本文为他们讨论内容的摘录。
<b>马特·海默(Matt Heimer):</b>我想先从华尔街人士所说的“特朗普交易(Trump Trade)”谈起。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令专家们大吃一惊。此后股价反弹,债券价格大跌。投资者在期待什么?他们在对什么作出反应?
<b>克里希纳·梅马尼:</b>这些现象反映了市场上流传的说法及其语调的变化。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通胀放缓和物价下跌。而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想要让世界重新膨胀的人。市场气氛因此改变了。
<b>海默:</b>希瑟,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团队作出了什么反应?
<b>希瑟·肯尼迪·迈纳:</b>我们认为这是明确的体制转变。大选后的股市确实反映出对增长的乐观情绪,尤其对收入增长和减税反应乐观。正如克里希纳所指出的,利率回升这一事实反映出通胀预期真的很高。积极的一面是商业信心和消费者信心都上升了。
<b>海默:</b>塞巴斯蒂安,T. Rowe Price那边在谈些什么?
<b>塞巴斯蒂安·佩奇:</b>既可以看作“杯子已经半满”,也可以看作“杯子只剩一半”。有趣的是,股票与债券相关的情绪正在朝相反方向发展。股市的隐含波动率在大选后下降了25%,债券的隐含波动率上升了30%。这两个指标通常呈现80%的相关性。因此,坚持“杯子只剩一半”的观点,可以说是把“特朗普交易”现象稍微夸大了。另一方面,市场似乎低估了可以为财政支出动工的项目数量,也似乎低估了对增长并无多大帮助的贸易制裁和总体移民减少的影响。
<b>海默:</b>那么这种隐含波动率变化意味着什么?本质上是意味着投资者突然认为股票的风险变小了,而债券相反、风险变大了吗?
<b>佩奇:</b>是的。
<b>梅马尼:</b>债券波动率上升是因为波动率本身起初就太低了。债券波动率高说明,我们原本期待低而稳定的利率,但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了。
<b>萨拉·凯特勒:</b>更有趣的是底层正在出现的现象。主要消费品公司、公用事业公司以及其他对利率敏感的股票——我们称之为“长久期股票(long duration stock)”,即长期带来现金流的股票——也就是经济上更具防御性的企业股票,出现了被市场回避的结构性变化。对这些股票的偏好下降了,而这一现象在大选后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相对周期性较强、财务目标明确的价值股,尤其因这次大选获得了另一股助力。价值股有资格获得这种支持。
<b>海默:</b>安,IT股票有时会与我们谈到的经济周期脱节。你所关注的企业对这次大选反应如何?
<b>安·温布拉德:</b>“网络中立性(Net neutrality)”可能会成为一个担忧。移民问题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国际化企业。我们经常投资那些由移民担任联合创始人的企业。我们也在关注IT部门的预算,比如预算是否持续增长,是否有信心认为这些企业的成长与其他行业IT支出的增长及维持相关联。IT投资者也需要关注上市机会是否敞开。2016年这一机会缓慢开启。2017年也存在多家具备上市能力的优秀企业。得益于市场活力,实际上会形成一个允许新企业进入的公开市场格局。
<b>梅马尼:</b>我认为与IT企业相关的变化要更微妙一些。市场曾给这些IT企业的估值赋予相当高的溢价,因为此前没有其他能够继续增长的领域。而现在这一点发生了变化。我认为IT作为唯一闪耀的增长领域,其地位略有下降,因此其价值也下滑了。
<b>迈纳:</b>再谈一句税收。若企业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标准普尔企业每股收益会额外增加1.50美元。假设像共和党部分人士提出的那样,企业税率从26%降到20%,那么可以视为今年的盈利增长会增加10个百分点。
<b>凯特勒:</b>这一计算并未包含被困在海外的2.4万亿美元资金。如果这些资金回流国内,用于偿还负债、并购、资本支出,或以分红形式回到股东手中,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提振效果。
<b>佩奇:</b>有趣的是,企业税率下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与企业层面的利息抵扣无关地获得新资金。借款比重高的企业,获得的好处会少于负债不多的企业。
<b>温布拉德:</b>我也正想谈克里希纳提到的高速成长企业的溢价问题。显然也要关注其他领域的增长率。这样就会发现,这些增长率提高的原因在于那些企业变得更像IT企业了。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就是个好例子。GE事实上已经成了一家软件公司,这一转型从5年前就开始了。不过,你仍然会在核心IT企业中发现非常快速的增长态势。
<b>海默:</b>那么哪些企业是“核心”企业?
<b>温布拉德:</b>根据麦肯锡(McKinsey)的报告,全球企业中仅有18%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地球上大多数企业至今仍在尝试把一切数字化。在这种情况下受益的是哪些企业?正是销售软件的企业。亚马逊、微软、谷歌(母公司Alphabet),某种程度上IBM也属于这一范畴。所有提供云平台的企业都包含在内。在它们周边还有像Atlassian这样的年轻企业群。Atlassian实际上是开发程序代码编写工具的公司。高盛拥有2万名开发人员。这些开发人员为了跟上将金融服务领域数字化的竞争对手,需要比现在快30%地编写代码。
<b>海默:</b>我想谈谈全球股票。人们好奇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方面会做什么。这些市场波动性大幅上升,部分原因就在此。萨拉,有什么你在饶有兴趣关注的部分吗?
<b>凯特勒:</b>价值股正在回归。部分原因是“收益率曲线(yield curve)”获得了动力。美国收益率的上升也带动了海外收益率。这对金融体系是非常好的事。欧洲企业依赖本国银行,它们也没有庞大的债务资本市场。因此银行健康,企业就稳健。所以,在美国能够通过财政政策进一步提升提振效果的范围内——以企业税下调来支撑——对海外的溢出影响可以说非常积极。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近期海外银行股呈现强劲上涨。现在世界上不确定性更大的地方只剩新兴市场,部分原因是美元的超强势。
<b>梅马尼:</b>新兴市场目前可能因对特朗普政策的预期而受到一些压力。但从长期看,新兴市场最终会在可见的未来成为全球增长的主体。接触新兴市场的最佳方式是聚焦企业本身,而不是相关国家。也就是说,与其向中国配置资金,不如向中国境内高成长的企业配置资金。中国的IT领域正以与美国特定IT领域相当——尽管不算更快——的速度快速增长。我们看好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企业,HDFC、ICICI等印度银行,以及若干俄罗斯石油企业和俄罗斯国内的食品流通企业。
<b>海默:</b>希瑟,你对海外持什么观点?
<b>迈纳:</b>高盛有一套投资组合评估工具。我们观察了美国投资管理公司数千种投资组合。我们实际持续确认到的现象是,许多投资组合的新兴市场比重过低。目前对新兴市场的平均资金配置约为3%左右。而从经过优化平衡的模型看,可以建议提高到8%左右。偏好熟悉事物和本国的偏见在美国投资者中尤为明显。
<b>海默:</b>萨拉在谈价值股的轮动投资。但塞巴斯蒂安说,在美国市场上成长股实际上是更好的投资对象。
<b>佩奇:</b>是的。与美国大盘股中的价值股相比,成长股的价格相当便宜。股价与90年代初、危机刚过时相似。这两个时期,成长股在被低估阶段之后都表现相当不错。但如果退一步问“成长股的宏观故事是什么?”,可能会出现一些立场差异。美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2010年为13%,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0%。这对增长不利。关于负债,麦肯锡估算,家庭负债与企业负债合计的全球总负债在过去15年间从88万亿美元增至200万亿美元。负债多对增长也不是好事。
<b>梅马尼:</b>我认为塞巴斯蒂安指出了非常好的一点。我们不应把美国经济的周期性上升期、以及某种程度上世界经济的上升期,与我们面临的长期性问题、即一般性问题的解决相混淆。市场有压低价格的机制。因为这一体系预期某种形态的增长轨道,而如果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将要支出数万亿美元,我们就期待这一轨道进一步上移、带来更大增长,那我们就会把资产价值定得更高。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确认这一切是否真实。
<b>海默:</b>让我们谈谈技术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某个层面看,所有大企业都在推动技术转型,以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哪些行业正在受益?
<b>温布拉德:</b>看看汽车行业。一般来说每辆汽车的销售额约为2.3万美元。目前所有汽车企业都在硅谷设有办事处。而且它们都在着眼于把汽车变成服务平台(这是能带来更多营收的部分)。非常有创意的想法正在那里生长。汽车共享服务Zipcar数年前就已出现。如今奥迪也在硅谷拥有与Zipcar类似的自有服务。日本企业斯巴鲁(Subaru)也通过将要推出的新车提供多种差异化服务。看医疗健康领域,UnitedHealth与Optum一起完成了出色的转型,成为传统医疗健康企业与大数据企业共存的集团。而在其他行业,也突然出现了把自己视为“物联网企业”的公司。卡特彼勒(Caterpillar)就是典型案例。约翰迪尔(John Deere)如今也不再是单纯的拖拉机厂商,而可以说是“拖拉机界的互联网公司”。也就是说,它在制造智能车辆。跨国公司中另一个好例子是联合利华(Unilever)。首席信息官简·莫兰(Jane Moran)现在称自己为“首席整合官(Chief Integration Officer)”。
<b>海默:</b>萨拉,在座各位中你是最精细地挑选股票的人。请谈谈你认为技术产生了什么影响。
<b>凯特勒:</b>虽然还处于初期阶段,但为了打破当前这样的整体不景气,很多创新正在进行。小松(Komatsu)是个好例子。在东京与小松的管理层交谈时,我了解到无论是建筑设备还是采矿设备,每一个零部件都装有芯片。运营者可借此掌握何时该维修设备、哪些零件在磨损。所有这些数据会传送到中心,经过分析后在现场执行。
<b>海默:</b>谈到技术,就会想到为确保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利用技术而需要的教育。
<b>迈纳:</b>这个议题确实能引出很多讨论。在美国,可以看到对有形资产所有者有利的、真正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的大图景。但我们也希望基础设施与财政支出能包含面向无形基础设施的项目。〔其含义是〕关于再教育的构想,使处于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状态的人也能重新参与新经济。如果确实出现相当规模的有形基础设施项目,许多产业将受益。但如果同时对无形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将带来更高的生产率,最终提高产量,并支撑货币政策。这正会为经济带来最好的结果和增长动力。
<b>海默:</b>克里希纳,你曾谈到阻碍增长的低生产率。你认为希瑟所说的那种方法有助于摆脱不景气吗?
<b>梅马尼:</b>我认为最终投资才是生产率增长的动力。如果出现特朗普交易,或者出现增长率将高于在绝望和忧郁中所预期水平的期待感,投资速度就会加快。那样一来生产率显然也会提高。如果乐观情景成为现实,今年可能成为生产率周期触底的时期。
<b>凯特勒:</b>让我们回到克里希纳关于新兴市场增长的话题。我想举例的企业是Prudential Public Limited。这家人寿保险公司因在英国市场上市,随着英国脱欧(Brexit)而被抛弃。去年6月举行的公投显示,英国股票处在最糟糕的位置。当然我们持有相当多这类股票。但这些企业70%的收益来自亚洲。不仅在香港和新加坡,在急速发展的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中国也获得收益,而且在这些国家通常位居人寿保险业前三。若能便宜买入、获得可观的分红收益、还能成长,那就是再好不过的股票。
<b>海默:</b>安,如果以数据为中心的企业停滞的增长得以解开,会在新兴市场受益,还是在欧洲或亚洲受益?
<b>温布拉德:</b>所有快速成长的企业都在瞄准一切可能市场的增长。它们也在寻求与其他市场创新企业的合作。印度与硅谷之间的合作尤为强劲。我们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人才短缺。考虑到不断上涨的教育费用,美国并未培养出足够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让人们接受再教育以掌握特定领域技术尤为困难。为了培育这些企业,我们实际上依赖全球的人才基础。考虑到可能出现移民问题,这也许会成为未来最大的挑战和风险因素。
<b>佩奇:</b>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与会者中最悲观的人。但特朗普交易的某些要素可能是严峻的。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不应低估鹰派美联储和利率上升导致增长中断的可能性。
<b>迈纳:</b>有一个我们还没有谈到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美国股票的估值已格外饱和。回顾历史,在这样的估值阶段,未来只能获得个位数的收益率。也就是会处在比过去5年所获得的更低的收益环境中。而波动性更大了。这要求投资者的心态发生心理上的变化,因为投资组合中每承担一个风险因素所获得的收益变少了。
<b>佩奇:</b>股票的估值相当饱和。那么债券部分也饱和了吗?我们真的到了债券30年上升期的尾端吗?债券一直在不断变贵。全球政府债券中三分之一处于负票面收益率阶段。大选后全球收益率为1.5%,是极低的水平。这意味着如今哪怕利率只小幅上调,债券价格也会大幅下跌。
<b>梅马尼:</b>退一步看,世界最想要的是稳健且收益良好的债券。问问身边的投资者,收益及其来源仍是他们面临的最大课题。在我们看来,真正最好的机会在于浮动利率型优先担保贷款债券(senior floating loans),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利率风险。利率上升,这类债券价格也不会下跌。而且还有5%的票面利率(coupon)。
<b>海默:</b>希瑟,浮动利率型担保贷款债券包含在你的策略中吗?
<b>迈纳:</b>我认为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中,银行债券是合理的选择。我们建议客户构建多元化的收益投资组合。我们从核心的股票配置开始,也就是指分红多的股票。我们回避分红处于最高水平的股票,因为人们担忧高分红的可持续性。除此之外,我们还纳入收益率高的固定收益类股票、高收益负债、新兴市场负债。也投资主有限合伙企业(MLPs)和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等债券替代品(bond proxies)。在此还加入买入/卖出(buy/write)策略,即在股市中直接取得所有权后收取看涨期权溢价(call premium)卖出,从而创造组合收益。这种形式的多元化组合方式提供年4%的收益率,与我们对股市的预期水平几乎一致。
<b>海默:</b>安,我刚开始投资时,事实上没有支付分红的大型IT企业。如今微软和苹果也在支付。你认为大型IT企业庞大的持有现金该如何使用才最有效率?
<b>温布拉德:</b>这些企业大多通过并购扩大体量。并购规模也越来越大。过去这些企业还没成长到足以收购大企业。如果是20年前的微软,不会花200亿美元以上收购LinkedIn。但今后这类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还会看到真正意想不到的组合。这样的案例通过Verizon与AOL也已清晰体现。这些企业还有庞大的研发预算。已经不存在以国家为单位的研发了。可以说,风投支撑的IT企业承担着世界的研发。看看从云、大数据到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曲线,这条曲线正在变陡。雇用也在加速。像亚马逊这样的企业目前雇用了30万名员工。
<b>凯特勒:</b>我想强调,优秀的IT企业中有许多在美国市场上市。IT部门在国际发达市场指数中所占比重仅为4~5%左右。
<b>梅马尼:</b>海外也有不逊于美国公司的优秀IT企业。
<b>凯特勒:</b>但那些企业没有被纳入指数。
<b>梅马尼:</b>中国也有腾讯、携程(Ctrip.com)这样可以买入的企业。在印度市场也能买到增长非常快的IT企业。从规模上看,IT部门也许在美国留下了更大的足迹,显然站稳了脚跟。但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IT部门的增长轨道实际上可能更高。
<b>温布拉德:</b>看过去2年通过并购回收数十亿美元的案例,瑞典股市的排名非常高。Infosys最近投资了一家美国初创企业。中国企业不仅在投资数量庞大的美国企业,还在进行并购。跨国投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极其巨大。
<b>海默:</b>在特朗普政府之下,医疗政策可能出现实质性变化。各位认为医疗健康部门目前的状况如何?
<b>佩奇:</b>既有可能受益的保险公司,也有制药公司。但就医院而言,由于保险参保人数减少,会朝反方向发展。
<b>海默:</b>我们也如此预期。
<b>梅马尼:</b>在医疗健康领域内,生物技术对追求增长的人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领域。我基本上认为,生物技术是“大型制药公司把过去自己推进的创新外包出去”。因为不确定性太大,制药公司不再愿意去创新。所以就让生物技术企业去开发新技术和产品,之后再把那家企业买下来。
<b>温布拉德:</b>看看IBM在超级计算机沃森(Watson)上下的巨大赌注。IBM通过沃森最先进入的市场是哪里?正是医疗健康领域。还有从基因组学中涌现的所有独立创新领域。由于生物技术实验室事实上都归属于软件公司、依赖大数据,创办生物技术企业的成本大幅下降了。
<b>迈纳:</b>大数据可用于创造营收、削减成本、提升利润率,这是确定的事实。作为资产管理公司,我们也有利用大数据的机会。2016年产生的数据量是2013年的8倍。能够通过利用大数据在市场反映之前找到投资主题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巨大收益。
<b>海默:</b>安刚才提到了2万名写代码的人员。他们做的就是这件事吗?
<b>梅马尼:</b>能够以高效方式实现技术的人,无论在哪个行业都能使自己差异化。我认为安说得对。这将成为实现差异化的最大工具。
<b>海默:</b>油价近期反弹,但仍远未达到2014年的价格。若全球经济走强,能源价格或许会上涨。对这一部分你们怎么看?
<b>梅马尼:</b>从一般视角看,或许有人会好奇能源部门的状况是否出现了急剧变化。大众汽车因为专注于电动化,将裁员3万人。如果这是普遍趋势,那么从长期看对能源前景要稍微悲观一些。在中国经济周期已经上行的情况下,若美国经济周期也上行,那么仅就2017年而言,油价前景当然是积极的。
<b>凯特勒:</b>我们过度使用了石油和天然气。油价下跌后使用得更多了。未来10年还会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全球化石燃料日供应量约为9700万桶,而每天减少的需求只有几十万桶。可以说正处在需求超过供给的临界线上。原油价格有上涨空间。有必要关注陷入困境的一体化石油天然气企业。以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为例。这家企业削减了一切可考虑的项目。以去年为基准,资本支出比率削减了35%。资产负债比率也降到20%。分红收益率为7%。
<b>佩奇:</b>我们资产团队的分析师对油价持续维持看跌预期。他们实际上在统计各地的钻机数量,他们认为市场低估了供给。
<b>迈纳:</b>到达转折点是明确的。目前需求相当稳定,呈现约1.5%的增长率。供给对价格的反应更敏感一些。目前美国页岩产业在产量方面处于微不足道的水平。钻机数量从1600座减少到约320座。但随着油价反弹,钻机恢复到约500座。
<b>海默:</b>油价能更快地适应当前的供需变化吗?
<b>梅马尼:</b>由于美国页岩和中东特定的政治局势,振幅相当大。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油价从50美元涨到100美元的可能性都相当渺茫。同样,从50美元跌到10美元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
<b>迈纳:</b>我也这么想。
<b>凯特勒:</b>就ABB这样的企业而言,主要客户是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这类公司同时拥有能帮助勘探及生产企业大幅提升效率的软件和硬件手段。它们不再需要100美元水平的油价。这些企业中许多在每桶50美元的情况下也能赚很多钱。
<b>海默:</b>最后一个问题,2017年最大的机会和风险是什么?
<b>梅马尼:</b>英国脱欧与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给世界植入了一个观念:应当在财政领域采取戏剧性行动,以政府支出提振经济。如果这种观念真的成为现实,就有潜力解决我们长期面临的部分结构性问题。风险也有某种程度上相同的一面。增长前景改善的同时,美联储有可能面临必须比其长期以来所说的渐进方式快得多地收紧的压力。结果可能在2018年迎来衰退期。
<b>海默:</b>塞巴斯蒂安,你的看法如何?
<b>佩奇:</b>最大的风险是利率。我们正面对10年期债券收益率低于股票分红收益率的局面。从历史标准看,这是不熟悉的环境。世界颠倒了。人们为了资本利得买债券,为了收益买股票。利率风险意味着这种局面可能非常迅速地反转。
<b>海默:</b>安,你的看法呢?
<b>温布拉德:</b>为了支撑众多被视为“旧经济”的企业能迅速转向“新经济”的方法,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关于创新和IT将如何为美国及全世界创造真正动力的话题。这正是持续性的机会。
<b>海默:</b>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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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By Matt Hei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