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1 | 김현상 기자

若限制库存股表决权,转为控股公司将“全面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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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企业猎手”闻名的对冲基金卡尔·伊坎集中买入KT&G股票,成功进入董事会。此后伊坎不断提出出售房地产、扩大分红等过分要求,最终抛售股票,赚取1500亿韩元差价后离开韩国。相反,KT&G为防御经营权不得不投入高达2.8万亿韩元的巨额资金。

9年之后的2015年,在第一毛织与Samsung C&T(028260)合并前,艾略特管理公司突然现身反对合并。持有Samsung C&T7.12%持股的艾略特,是以挖掘企业或国家弱点从中获取巨额利益而闻名的对冲基金。历经波折后,在小股东帮助下合并得以成功,但三星集团一度被逼到合并可能落空的境地,付出了巨大代价。

尽管韩国经济规模已增长至全球“前十”水平,但国内代表性企业被外资投机资本攻势左右的情况已持续数十年。与国家经济和企业规模成长不同,能够抵御敌意并购(M&A)的经营权防御机制十分薄弱。然而最近政界反而试图剥夺企业最后的经营权盾牌。全球范围内也鲜见的累积投票制强制化,以及禁止企业分割时向库存股分配新股的法案就是典型例子。

◇阻挡控股公司转型的反市场法案=目前在野党推进的商法修正案中,强化库存股处置监管的法案被视为削弱法律稳定性和政策信赖度的毒丸条款。早在2011年,政府为促进企业经营权防御和大企业向控股公司转型,已允许取得库存股并取消了处置监管。但在野党却要把时钟倒转,推进修改Commercial Act,在人格分割时禁止向新设法人的库存股分配新股。其意图是阻止利用企业分割时库存股表决权复活来提高大股东支配力。

但外界担忧,如果连事实上国内企业唯一的经营权防御手段库存股也加以监管,企业随时可能成为投机资本的猎物。崇实大学法学系教授全三铉指出:“在企业经营权防御手段比国外薄弱的我国,库存股是唯一能谋求大股东经营权稳定的方法”,“若限制库存股的表决权,国内企业只能直接暴露于海外投机资本的敌意并购之下。”我国完全没有美国或日本引入的差别表决权、毒丸计划等可抵御敌意并购的手段。相反,美国福特向持股7%的所有者家族赋予40%的复数表决权,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则持有可用20%持股行使60%表决权的黄金股。

强化库存股监管,也事实上使大企业为解决循环持股而推进的控股公司转型工作变得不可能。因为一旦Commercial Act被修改,控股公司在没有子公司库存股转移的情况下自行取得子公司持股,将不得不付出天文数字般的成本。最终,三星集团、现代汽车(005380)、乐天集团等一直筹备控股公司转型的企业将遭受直接冲击。财界人士批评称:“金大中政府以来,政府为解决循环持股一直连贯地引导企业转型为控股公司”,“强化库存股监管、使控股公司转型变难,是背叛了那些只相信并跟随政府政策的企业的反市场政策。”

◇既违背多数决原则也逆世界潮流=在野党商法修正案中另一项引发争议的法案是累积投票制强制化。累积投票制是在股东大会选任董事时,可将投票权集中投给特定董事候选人的制度。这不仅违背“一股一表决权”的资本多数决原则,而且与保护小股东权利的引入初衷不同,持股比例低的对冲基金极可能加以滥用。卡尔·伊坎之所以能够毫无阻力地进入KT&G董事会,也得益于累积投票制。有观点指出,对于缺乏适当经营权防御机制的企业,若再强制实行累积投票制,投机资本极可能动用自己选出的董事损害经营稳定性。因此,目前全球将累积投票制强制化的国家仅有智利、墨西哥、俄罗斯3个。截至1940年代曾有22个州实行累积投票制的美国,如今已减至5个州;日本则自1974年起允许通过公司章程排除累积投票。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崔埈璿担忧称:“累积投票制强制化是主要发达国家难以见到的过度监管”,“不仅会导致公司经营信息外泄,股东大会现场也很可能沦为股东之间的斗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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