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21 | 김민정 기자

“60多岁很悲哀”:急需用钱、身体有病都无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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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在韩国国民中,最难摆脱经济危机、情绪剥夺感等极端困境的一代是60多岁群体。相当多国民对养老准备、重病应对等未来的预备也非常不足。绝大多数国民认为,韩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同样主要来自贫富差距等经济利益。

韩国行政研究院21日公布了包含上述结果的《国内社会融合实态调查结果》。该调查系于去年9月1日至10月31日,对全国19岁以上69岁以下成年男女8000人进行入户面访的结果,就国民幸福感、社会沟通、信任、公正性等分领域展开了深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地位的社会矛盾水平总体较高。生活满意度低迷,尤其是低收入、低学历阶层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

各代人在危机时无人可帮的回答比例。/资料提供=韩国行政研究院 过去1年因经济困难而经历的情况。/资料提供=韩国行政研究院◇问题在经济=国民中最难摆脱极端困境的一代是60多岁群体。在需要大笔资金时,回答“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忙”的60多岁群体占32.7%,明显高于30多岁(21.3%)和40多岁(23.7%)。在身体患病或情绪抑郁时回答没有人会帮助自己的群体,同样以60多岁最高。在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幸福度大体在10多岁至20岁出头达到顶点,随后在结束学业、正式步入社会后呈下行曲线,在40多岁后期至50多岁前期触底,到60多岁时幸福度又超过十几岁后期至20岁出头的水平。这是因为摆脱了子女养育负担,加上养老金制度等老年福利相对完善,使晚年幸福度上升。然而韩国与此现象不同,幸福指数以20岁出头为顶点后逐步走低。

不安的晚年也成为降低幸福指数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国民的养老准备程度为满分4分中的2.1分,应对重病的经济能力为1.9分,对未来的预备不足。

在经济极端困境的经历方面,与学费、公共费用、房租相关的经历比例相对较高。因学费问题而贷款的经历为9.5%,拖欠公共费用的经历为7%,因房租上涨而搬家的经历为6.9%。

关于未来10年应优先实现的国家目标,国民认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经济增长以42.2%居首,加强国防以27.8%紧随其后。

全部受访者中64%认为经济增长与分配同样重要。回答增长与分配都重要的占全部受访者的63.9%,认为增长更重要的为19%,认为分配更重要的为17.1%。

关于增长与分配价值的问卷结果。/资料提供=韩国行政研究院◇对政府与公职信任度触底=韩国国民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总体偏低。尤其是对国会、中央政府、法院及检察机关等公共机构的信任度较低。对机构的信任认知在满分4分中低至1.7分至2.5分,其中对国会的信任认知为1.7分,为各类机构中最低。中央政府部门和检察机关也低至2分。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为2.5分,相对较高。

与各机构信任认知类似,韩国国民对各机构廉洁度的认知也偏低。对国会廉洁度的认知在满分4分中为1.6分,中央政府部门为1.9分,非常低。

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中央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合作性方面,多数受访者也给出了很低的分数。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合作程度在满分4分中仅为1.6分,中央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合作程度仅为1.8分。

韩国国民对政府公正性的认知总体也偏低。国会以1.9分最低,检察机关和警方分别为2.2分和2.3分,也偏低。行政机关为2.6分,相比其他机构相对较高。

韩国国民对社会公正性的认知在满分4分中亦低至2.1至2.6分。其中政治活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经济与社会分配结构均为2.1分,最低。

在被问及社会矛盾的原因时,多数受访者更多认为是结构或行为方式的问题。全部受访者中,回答追求私利、贫富差距、相互理解不足的比例分别高达23.1%、22.1%和17.5%。

在被问及各领域社会矛盾程度时,受访者认为保守与进步之间的矛盾最为严重。此外,劳动者与雇主、贫困层与中上层之间的矛盾也被认为较严重。

关于社会矛盾原因的问卷。/资料提供=韩国行政研究院◇失去自信的国民,沟通与参与低迷=认为“过得不错”的韩国国民主观幸福认知相对较低。幸福感认知在满分10分中为6.4分,生活满意度仅为5.9分。收入或学历越低,这一倾向越明显。作为韩国国民的自豪感在满分4分中为2.7分,通过努力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仅为2.4分。政治状况满意度在满分10分中为2.8分,经济状况满意度为3.3分。专家指出,这一数值已连续4年持续下滑,需要持续关注并寻求解决办法。

尽管国民对政治、经济等国家整体的信任度低迷,但为此进行的积极沟通与参与同样低迷。国民在政党、市民团体等公共领域的参与度较低,而同学会、同乡会、兴趣团体等私人领域的参与度较高。参与同学会、同乡会、兴趣团体(积极活动+偶尔活动)的比例约占全部受访者的54%,而参与政党和市民团体的比例分别仅为1.2%和1.5%。

在社会参与方面,国民相比积极的团体活动,更重视遵守法规、缴纳税款等作为国民的基本义务履行。遵守法规与缴纳税款在满分7分中为6.1分,参与投票为5.8分,均较高;而社会、政治团体活动为4.2分,处于一般水平。

此外,在社会参与经历方面,韩国国民对政治社会议题多止于与身边人交谈,提交请愿书或申请民愿等积极参与较少。就议题与身边人交谈方面,69.3%的受访者回答过去1年有此经历;而提交请愿书、传达民愿、提出意见的比例分别仅为5.6%、6.1%和6.7%。

在社会群体间沟通方面,韩国国民相比家庭或职场内的沟通,对与邻居或其他代际之间沟通的评价较低。家人之间的沟通在满分4分中为3.2分,相对较高;而邻里之间的沟通和代际之间的沟通为2.4分,分数相对较低。

在政府与国民的沟通方面,多数受访者认为其水平较低。对政府与国民之间沟通的认知在满分4分中低于2分,其中国会以1.7分最低。中央政府为1.8分,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为2.0分,相对较高。

韩国行政研究院院长郑允洙强调:“现实是,低增长下两极分化加剧、代际之间意识形态与情感隔阂扩大等韩国社会的矛盾因素在增加,而温情与关怀、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却在减弱”,“为使我们的社会实现社会融合式的增长与发展,需要更加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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