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韩国经济期待涓滴效应,进行以大企业为主的偏向性出口。随着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和工厂自动化,对就业和增长的效果已不如从前。出口规模虽扩大,但就业诱发系数从1995年的12.6人下降至2014年的8.1人,同期附加值诱发系数也从0.70降至0.56,出口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正在减弱。大企业的就业比重也仅占整体的12.1%,今年1月制造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6万人,失业人数达101万人,包含放弃求职者、备考就业者等在内的实际青年失业率高达33%。为实现就业与增长之间的均衡发展,当前需要对出口企业进行划时代的改革。
德国的赫尔曼·西蒙指出,出口及就业创造并非由少数大企业决定,而是需要拥有大量出口能力出众的中等规模公司,并将其称为“强小企业(隐形冠军)”。按此标准的企业是世界市场占有率第1至3位、却不为人知的营业收入40亿美元以下企业,目前达1000家。按该标准衡量,韩国国内强小企业数量和出口比重(25家、0.35%)相比德国(1000家、26.1%)处于非常薄弱的水平。即使将该标准结合国内情况适度放宽,按出口1亿美元以上的中小及中坚企业计算,也仅有114家,平均员工人数也仅为德国的四分之一。从进出口银行自行选定的强小企业业绩分析来看,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2009~2014年)分别为11.2%和6.3%,比一般中小及中坚企业高出两倍以上。今后为扩大就业和促进出口,应将重点培育对象从不问生存可能性、无差别地以保护中小企业为主的现有政策,转向以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强小企业为主,并使其数量到2020年达到200家左右。韩国自2011年起也运行了隐形冠军(强小企业)制度,但缺乏统筹协调机构,各支援机构零散混杂、重复实施形式多样,选定标准也各不相同,常常给申请企业造成混乱。选定标准也更多反映营业收入等量化的一般要素,而非海外占有率等质化的全球成功要素,结果只是大量催生依赖内需的国内企业。今后应统一支援对策及选定标准,提高支援政策的一贯性和效率。后备强小企业在寻找金融、制造、流通、进出口、生产营销等专业领域人才方面十分渴求,而这些领域的退休高资历人员却未能得到妥善对接。为消除人力供需上的错配现象,亟需准确掌握经营困难领域的现状并建立数据库,同时制定针对专业经历求职者的集中再教育方案。此外,应尽早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自动驾驶技术、机器人等新的知识型技术,打造自动控制的智能工厂,以提升生产效率,并通过推出尖端产品提高出口市场占有比重。同时应制定法律和制度支援措施,确保职业培训及就业的灵活性,使削减的人力能够随时转向今后需求预计增长的健康、医疗状态识别与管理、灾难与安全预测监测、自动传感器管理及分析等领域。
然而政界在监管自由区、服务业基本法、多重代表诉讼相关商法修订、互联网专业银行特别法制定等问题上仍坚持不合时宜的反对方针,希望其为国民和青年考虑,转变为前瞻性的姿态。“神啊!请赐予我改变可以改变之事的勇气,赐予我接受无法改变之事的内心平静……。”
文钟镇 明知大学经营学院教授·强小企业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