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一步一步前进,怎能突然迈出十步。责任经营和透明经营固然必要,但如果是损害企业经营稳定的Commercial Act修订,就很难营造出有利于中长期大胆投资和提升经营业绩的环境。”(A前经济部长)
“对政经勾结的批评声因崔顺实事件而高涨,我担心是否因此急于强推。制定经济法的人应当通过充分对话逐步改进,直到找到共识。只有这样,企业受到的冲击才会小一些。”(B前委员长)
围绕近来政界推进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19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见面的7位前经济部门长官一致表达了担忧。他们指出,Commercial Act修正案正朝着对韩国经济得不偿失的方向推进。他们担忧,与经营权相关的问题已错综复杂,再制造一项监管只会削弱企业竞争力。尤其指出,像过去的主权基金事件(2003年)和卡尔·伊坎事件(2006年)那样成为投机资本猎物的情形,很可能重演。当时SK与KT&G虽都成功抵御了投机资本的进攻,但流血代价不小。因此他们建议,此次Commercial Act修正案宜通过充分讨论,给企业留出准备的时间余地,循序渐进地改进。
目前Commercial Act修正案中引发争议的内容包括电子投票制强制化、多重代表诉讼制引入、监事委员分离选任、累积投票制强制化、引入劳动者代表推荐外部董事制等。
前长官们列举了Commercial Act修正案的三大副作用。首先指出,累积投票制强制化可能损害企业对经营权的防御。按照“股份平等原则”,一股行使一票表决权才是合理的,而让少数拥有更大话语权则存在问题。C前长官批评称:“一股就该只有一票,因为是少数就要多拿票,这是情绪而非逻辑”,并指出过度制衡大股东可能对经营稳定构成威胁。
D前委员长也指出:“即便排除投机资本进攻的可能性,按立法本意能够制衡大股东的少数势力进入董事会后,也会在‘必须无条件制衡大股东’的原则下对每一项上会议案投反对票,从而使重大决策速度变慢,企业核心信息也可能外泄。”
对与累积投票制相配套的监事委员分离选任,多数人也持否定立场。修正案规定,担任监事委员的董事自选任阶段起就与其他董事分开选举,并将大股东的表决权限制在3%。但由于监事委员会委员兼具监事委员与董事的双重身份,各方高度担忧这将导致大股东连董事选任权也受到限制。E委员长批评称:“现行商法下,选任非外部董事的监事委员时,最大股东连特殊关系人持股一并合计被限制在3%,而第二大股东起则完全没有表决权限制,经营权因此受到投机资本威胁”,“若进一步强化、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经营权可能受到投机资本威胁”。
他们还批评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可能构成过度行使股东权。有观点指出,一旦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免责并不容易,董事难以作出积极进取的经营判断,也就难以期待企业家精神。E前委员长批评称:“母公司与子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母公司股东提起追究子公司董事责任的诉讼,有侵害子公司股东权之忧。”F前长官也指出:“母公司的影响力会被强加于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妨碍独立经营的实现,因此即便像美国那样引入该制度,也必须具备严格条件并限制性地允许。”
关于电子投票制,也有人对其实效性提出疑问。批评意见认为,在股东平均持股期限较短的韩国,难以期待股东积极参与,实效性低。G前长官担忧电子投票制引入的意义可能褪色,他说:“在像我们这样互联网高度普及的国家,投机资本为谋取自身利益散布恶意谣言时,股东很可能据此行使表决权,而一旦投票便无法撤回和变更,企业可能处处受制。”
此外,还有人对强制引入由非股东者进入股东席位的劳动者代表推荐外部董事制提出批评。F前长官指出:“不是股东的人坐到股东的位置上并不合适”,“劳动者只是依据劳资协商传达自身诉求,不该走到股东的位置上”。
前长官们在需要进行财阀改革或改善治理结构这一大框架上取得了共识。即认为,为确保大企业治理结构的透明性与责任性而推动Commercial Act修订的主张,符合时代状况。C前长官表示:“推进Commercial Act修订的必要性和共识确实存在”,“若条件成熟,有必要通过Commercial Act修订强化对大企业的制衡机制”。D前委员长则称:“令人担心的地方很多。但从大方向看,改善已全球化的韩国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可取的。”
但7位前长官叮嘱,需要警惕别犯下“矫角杀牛”之误——为了矫正牛的丑角而把牛弄死。A前长官强调:“随着崔顺实事件使国民对政经勾结的担忧升高,若此次Commercial Act修正案以经济民主化之名通过,大企业的经营权将受损,最终可能因外国对冲基金的进攻导致国富外流,这一企业界的担忧应当认真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