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19 | 오현환 기자

[白想论坛] 契约理论与绩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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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微观经济学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哈佛大学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与麻省理工学院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教授获得。两位教授因在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契约理论”上的学术贡献而获奖。

人终究要与他人共处,在此过程中会与他人订立无数明示或默示的契约。此时契约当事人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诸多经济上的低效率。研究改善这类经济低效率之方案的领域,正是“契约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契约当事人中一方知道“某些情况”,而对方并不知情。

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低效率,依不对称的属性分为“逆向选择问题(adverse-selection problem)”与“道德风险问题(moral-hazard problem)”。例如,受雇者了解自身能力(通常称为“隐藏类型”)而雇主并不知情,属于前者;受雇者清楚自己所采取的行为(通常称为“隐藏行为”)而雇主不知情,则属于后者。差别在于被隐藏的是类型还是行为,之所以加以区分,是因为分析各自的理论框架与解法完全不同。

契约理论依学者定义不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契约理论涵盖上述两个问题的全部研究,而狭义的契约理论主要指对后者的研究;顺带一提,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教授的研究成果相对更偏重后者。狭义契约理论所处理的问题,即“道德风险”,自外汇危机以后常被韩国媒体引用,如今对普通大众也已相当熟悉的经济学术语。道德风险属于人类普遍本性,因而始终与人类历史共存,如今也广泛存在于我们周围。例如雇主希望受雇者“努力工作(即前述‘隐藏行为’)”,而受雇者却只想敷衍打发时间,便属于此类。

研究道德风险的学者之间,大体上有两点共识。第一,在存在道德风险可能性的情形下,应采用绩效奖金等“激励契约(incentive scheme)”。道德风险发生于无法直接控制契约对方“隐藏行为”之时,因此须通过绩效奖金至少加以间接控制。第二,虽要使用绩效奖金,但不可随意滥用。原因在于设计不精细的绩效奖金,可能带来还不如不用的结果。

错误引入绩效奖金而招致灾难的例子不胜枚举。因错误引入绩效奖金,美国著名百货公司“西尔斯”在1990年代一度被逼至破产边缘,这是极为著名的轶事。此外,虽然尚未在理论上得到证明,但包括笔者在内的本领域多数学者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原因,也是跨国金融公司对高管与员工过度引入绩效奖金。成功设计绩效奖金并不容易,首先是因为作为成功要件的客观且合乎目的的绩效指标在现实中难以开发,而且人的“隐藏行为”在性质上过于多面与复杂,难以由简单的绩效奖金体系加以控制。

近来韩国因引入更为强化的绩效奖金体系,整个劳工界一片喧腾。政府以提高国有企业及准政府机构经营效率为宗旨直接加以督促,考虑到当前韩国公共机构经营松散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其宗旨十分可以理解。但对于以利润追求并非最终目标的国有企业而言,何为合乎目的的绩效指标,以及是否充分考虑了由此预期的副作用,不免令人担忧。希望不要落得半路巫医反害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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