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17 | By Laura Entis

FORTUNE FOCUS ¦ 对抗抑郁症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7年2月号。</b></font>

对于看似充满激情的乐观主义者的企业家而言,抑郁症如同一种污点。问题正是从这样阴郁的暗影中浮现出来。

对布拉德·菲尔德(Brad Feld)来说,上世纪90年代看似人生的鼎盛时期。他联合创办了一家前途无量的软件公司,事业一路顺风。然而与外表不同,他的情绪状态极为复杂。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深夜才下班的他回忆当时说:“感觉把所有能量都耗尽了。只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或者在浴缸里坐上三个小时。谁也不想见。”知道这一切的只有他的合伙人和女友。在其他人眼中,他也许只是显得疏离或没有生气。

布拉德被抑郁症折磨了三年。在接受心理治疗、勉强走出迷雾之际,各种变化蜂拥而至。他开始投资初创公司,搬到博尔德(Boulder),还与女友举行了婚礼。

此后,好运开始不时造访他的人生。他联合创办了风险投资公司Foundry Group和创业孵化企业Techstars。他既是作家兼博主,也是一个家庭的丈夫,还成了众人公认的相当不错的人。

尽管如此,布拉德仍时常崩溃。他至今仍受“9·11”恐怖袭击噩梦的困扰。2013年,过度的工作量和一场差点要了他命的自行车事故,又一次让他的情绪防线崩塌。

但情况与此前不同。布拉德已成为创业界冉冉升起的人物。当时IT业界接连发生知名人士自杀事件,其中包括程序员兼黑客行动主义者(*译注:“黑客”与“行动主义者”的合成词,指以电脑黑客手段作为抗争方式的行动主义者)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以及Ecomom联合创始人乔迪·谢尔曼(Jody Sherman)。布拉德把当时自己经历的艰难与痛苦写成文章,在网上分享。

于是反响纷至而来。他说:“一些提到名字就无人不知的企业家和投资者直接联系了我。”其中一些人表示,那是他们第一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最近,企业人士之间开始公开讨论抑郁症的普遍存在,以及推崇活力与积极性的业界所带来的“标签效应”。

企业家们正坦诚倾诉必须把全部押在一家(从统计上看成功可能性不大的)公司上所带来的情绪困境。不过即便在今天,也确实存在人们不带排斥地接受的抑郁症故事。少数公开谈论抑郁症的企业人士往往把自己描述为困在某种循环之中:身体与精神的倦怠、忧虑、周期性的悲伤,但这些都是为了成功必须跨越、且可以克服的障碍。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心理学家迈克尔·弗里曼(Michael Freeman)指出:“你大概读过很多以幸福结局收尾的类似故事,‘曾有问题,但已解决,现在没事了’这种说法。然而精神健康往往依然并不完好。”研究企业家性格特征的他认为,企业人士患抑郁症的概率高于普通人。

杰里·科洛纳(Jerry Colonna)主张:“没有人愿意说出黑洞永远不会消失这一事实。”他于2014年在博尔德创立的Reboot,目前通过密集的工作坊向企业人士传授情绪疏解方法。

这并非因为创始人本来就性格忧郁,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承受的风险与失败比普通人更多。据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研究,初创公司中有90%以失败告终。许多经营者和硅谷业界高度评价从失败中获得的教训,但事实上失败也可能引发严重的情绪崩溃。

今年31岁的泰勒·麦克莱莫尔(Taylor McLemore)在2010年创业后开始首次经历抑郁。公司在创立初期备受期待,融资50万美元,前景看起来非常光明。但仅两年,公司资金就全部耗尽。泰勒不得不遣散所有员工,并告知投资者投资款已无法收回。“事业失败了,我是不是也成了失败者”这一疑问一直折磨着他。

数月间,妻子、朋友和熟人在身边给予他物质与精神上的安慰。多亏如此,麦克莱莫尔获得了寻找新工作的勇气。他目前在一家已步入一定轨道的初创公司统管业务运营。他表示,虽然能感受到安稳很好,但自己计划再次创业。“这正是企业家的悖论。首先必须清楚了解要进入的行业的失败率。然后又必须抛开对成功的怀疑,才能开始做点什么。”

杰里·科洛纳因孤独而备受抑郁折磨。他曾与弗雷德·威尔逊(Fred Wilson)一起创办纽约市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早早跻身成功企业家之列。但互联网泡沫破灭使公司关门。紧接着,他目睹了世界贸易中心在恐怖袭击中倒塌。从那时起,科洛纳在职业和情绪上都过得异常艰难。他回忆当时说:“因为忍受不了孤独与空虚,我把日历排满了行程。可到头来没有勇气出门,又全部取消。”

某天上午在金融区开完会后,科洛纳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他打电话给心理治疗师,说自己要跳到迎面驶来的列车前。心理治疗师劝他先到自己的办公室来。

此后科洛纳彻底离开了风险投资业界。相反,他曾经的合伙人弗雷德登上了业界最高位置。今年夏天,他在布鲁克林举行的一场会议舞台上这样说:“过去纽约的杂志把弗雷德和我称作‘纽约的王子们’。如今他戴着王冠,而我成了宫廷小丑。”但他并不后悔。因为离开业界后,他过上了健康、诚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有过抑郁经历的杰里·科洛纳开始了帮助企业家克服抑郁症的事业。抑郁症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任何时候。蒂姆·萨·库(Tim Sae Koo,26岁)在大学时期创立了位于旧金山的社交发现(social discovery,*译注:指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络服务的过程中偶然发现自认为有价值的信息)网站Tint,目前担任CEO。

然而至今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创业初期,因办公空间引发的矛盾导致两位合伙人(儿时好友和前女友)离开公司,此后库把工作当作娱乐般度日。他在公司工作到晚上10点,回到家还要处理邮件。他把运动、社交活动,甚至与同事的日常对话都视为娱乐。某天,他偶然听到两名员工在谈论周末发生的事。那一刻他产生了“悲伤的情绪”,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甚至在公司首次实现盈利的2013年,他心中涌起的也不是喜悦而是空虚。他坦言:“我意识到没有任何人在意。产生了‘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怀疑。”

此后他开始改变日常生活。少工作,吃得更好。做运动、参加社交活动等“为活在当下”的事。尽管如此,就其性质而言,创始人依然是个艰难的位置。去年初公司下调了营收预期,他不得不裁掉5名员工。

心理学家们常常面对企业家罹患各不相同的抑郁症这一事实。心理学家约翰·加特纳(John Gartner)说:“我见过很多在缺乏刺激时情绪低落的高绩效者。”他的一位客户在出售企业后出海驾游艇。加特纳解释说:“看起来像是美妙的生活,但那位客户在失去向新领域挑战的机会后,感到自己过着没有目标的生活。”

与一般观念不同,部分创始人与充满干劲的性格(get-up-and-go personality)相去甚远。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l,49岁)一直是忧郁性格的拥有者。他说:“人天生带着基本倾向。有的人倾向于接近幸福,有的人则不然。我属于忧郁的一类。”

曼德尔对自己联合创办的第一份业务失去了信心(他的初创公司起初是社交媒体平台,后改为实时搜索引擎品牌,最终定位为实时广告交换平台)。他说原因是受到了“巨大冲击”。他厌恶日益变化的公司内部文化。曼德尔回忆当时说:“公司气氛很差。好员工因为讨厌这种氛围离开了,只剩下毫不在意的相反类型的人。”

而他自己也在2008年离开了公司。未能纠正自己创立的公司朝着完全不希望的方向变化,这一事实对他如同折磨。让员工、投资者和家人全都失望的自责感在他脑中盘旋。

曼德尔先是选择了逃避。因为无力感难以摆脱,他连一步都不想走出家门。恰在那时,一位朋友请他担任一家新创企业的顾问。这个请求成了他极为需要的救命绳索。它证明他的经验与知识足够有价值。他不再只是待在家里,心情也好了许多。此后他得以创立了帮助新创企业租用办公室闲置空间的初创公司PivotDesk。

曼德尔很清楚,如果连这项事业也失败,自己的情绪会再次跌入谷底。这样的预想并不困难。迈克尔·弗里曼建议:“企业人士应当把抑郁症作为事业风险要素之一来对待。”换言之,就是要承认抑郁症是个问题,并制定应对策略。

布拉德·菲尔德决定,从容易陷入抑郁的周五晚上到周日早上,不喝咖啡和酒,也不看任何影像。他把这称为“战术性步骤”。“这真的很难。创始人注定会遭遇各种困难。把抑郁症看作众多难关之一也无妨。”他希望“患抑郁症的创业者或企业人士难以成功”这种认知能够消失。菲尔德说:“我认为绝非如此。会有更多人产生和我一样的想法。”对他而言,抑郁症更像是断腿或肥胖那样的问题。虽然是明显的障碍,但只要了解确切原因就可以加以管理。

<br>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BY LAURA ENTIS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