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能源大部分依赖海外进口的韩国,出于减轻高达数十万亿韩元经济负担和保障能源安全的考虑,"能源独立"的呼声高涨。
对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下属能源经济研究院在油价涨至近110美元、触及顶点的当年7月,以1000户家庭为对象提问:"若将化石燃料改为新再生能源,您能够多承担多少电费?"尽管2013年因高油价电费已两度上调,各家庭仍回答为使用新再生电力愿意每月平均多付3456韩元。若以新再生发电的电力替代核电,则表示愿意每月多承担4554韩元。考虑当时用电家庭数(约1846万户),这相当于每年超过1万亿韩元。
但现实如何呢?两年后,夏季酷暑导致空调用量增加、整体电费飙升,人们态度骤变。要求改革电费累进制的呼声高涨,6档、11.7倍的累进制被调整为3档、3倍。由此,韩国电力公社年收益减少1万亿韩元。更何况若改用新再生能源,电费将进一步上涨,反弹可能更大。这正是制定长期电力供应计划的相关部门不得不苦恼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政界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有力总统候选人都在宣布"脱核",主张减少占全部发电量30%的核电,并强调以新再生发电作为替代。虽然新再生能源价格在下降,但发电单价(以2015年为准)仍为每千瓦时158韩元,高于天然气(126韩元)和核电(63韩元)。然而韩国连扩大新再生能源的基础——电费问题都尚未形成共识。
需要跨越的现实壁垒不止电费。社会各处拒绝新再生能源发电站的"绿色恐惧症"扩散更为严重。国内最大的Asan潮汐发电建设计划落空就是典型案例。东西发电与Daewoo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自2009年起计划投入超过1万亿韩元资金,建设28.5兆瓦级的Haeyang Energy发电站。事业计划公布后,共同拥有牙山湾的Asan、唐津市及京畿平泽市居民以破坏环境、渔获量减少等为由反对,该项目最终于2011年告吹。长兴陆上风电、高敞光伏、咸阳光伏、宁越风电等新再生发电项目也大多因居民反对而搁浅。
能源经济研究院电力政策室长金南一说明称:"同时实现减少核电与普及新再生能源的解决方案,很难一并出现。"
政府各部门也步调不一,大胆的监管改革遥不可及。仅建设一处海上风电,就要接受外交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防部(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财保护法)、韩国海洋水产部(水产业法、海洋环境管理法、公有水面及填埋相关法律)、韩国环境部(环境政策基本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韩国国土交通部(航空法)等全政府部门的监管。各地方政府规定的道路、村庄与新再生发电站之间距离在100~1000米之间,差异悬殊。被归为环保的新再生发电也与核电、煤炭等化石燃料发电一样适用《关于发电站周边地区支援的法律》。依照法律,新再生发电也须对发电机5公里以内的邑面洞开展支援事业。
一位要求匿名的韩国大型能源企业高层高管指出:"考虑到经济规模,应在新万金这样的地方以地标形式建设相当于1座核电机组的1GW规模光伏发电,企业才会参与,并可借此走向海外","但要在山上建就得砍树、被指破坏自然,要在海边填埋地建则被指破坏盐田,各种民怨使项目甚至无法推进,这就是韩国新再生发电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