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13 | 이종혁 기자

“企业出资款还没收齐?”…崔相穆秘书官发火,全经联常务脸涨得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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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社会公益团队长李素元在法庭上作证称,在Mir、K体育基金会设立过程中,时任青瓦台经济金融秘书官崔相穆(现韩国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直接指定了出资企业。前青瓦台经济金融秘书官室行政官李秀英也作证称,Mir基金会的理事名单是由前青瓦台政策协调首席秘书安钟范办公室转交给全经联的。青瓦台连Mir、K体育基金会的细枝末节都亲自操办的情形愈发明显。

13日,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2部(审判长金世润)审理下举行的崔某与前青瓦台政策协调首席秘书安钟范第11次公审中,李团队长陈述称:“崔前秘书官在2015年10月21日举行的青瓦台第一次会议上,指定了向基金会出资的9家企业。”他表示:“虽然9家企业的名字记不全了,但清楚记得当时是按崔前秘书官念的内容记在笔记本上的。”

据李团队长称,各企业分摊的Mir、K体育基金会出资额也向崔前秘书官报告并获得批准。李团队长转述称,崔前秘书官主导了基金会设立,曾表示“Mir基金会办公室位置第一顺位是江南圈企业办公楼,第二顺位是全经联会馆,第三顺位是内容振兴院”。

李团队长尤其作证称,2015年10月23日举行的青瓦台第三次会议上,当全经联方面报告未能收齐各企业的出资协议书时,崔前秘书官发了火。他描述当时气氛称:“我看向我的上司(全经联常务李容雨),他紧闭双唇,脸都红了。”

当天下午作为证人出庭的李前行政官表示:“崔前秘书官从安钟范首席办公室拿到Mir基金会理事的简历、名称、标识等再转交给全经联,这是事实。”他还表示:“Mir基金会设立后的去年年初,在青瓦台按安首席指示讨论了Mir基金会的Ecole Ferrandi项目”,“安首席对民间基金会Mir基金会的事业非常关心。”李前行政官表示:“安首席让我连Mir基金会办公室候选地都去看看,我觉得这很奇怪”,“安首席自己也笑着说连这种事都要做吗,所以我想‘首席似乎也是从某处(上层)接到指示’。”

另一方面,崔顺实的辩护人李京载律师与检方就崔某的亲信、前The Blue K理事高永泰的通话录音文件(俗称“高永泰文件”)展开了交锋。高永泰文件是在曾担任崔某随行秘书的前高原企划代表金秀贤的电脑中发现的通话录音文件。

崔某方面的辩护人主张:“据了解有一张CD收录了金秀贤截至去年6月自动录音的2000多条录音”,“但检方在对高某的证人询问中只公开了一两条内容不明的录音,重要的则以未准备好为由未作为(证据)提交。”他还表示:“录音文件中应该原原本本地记录了高某与金某、柳相荣(The Blue K部长)、朴宪永(K体育基金会科长)、崔哲(The Blue K代表)之间发生的事情”,“如果允许我们复制,我们将在确认全部内容后作为证据提交。”

对此检方解释称:“共2300多个录音文件中,2250个以上是金某安装自动录音应用后录下的通话”,“大部分是与父母、朋友、家人等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者的对话内容。”检方表示:“我们仅从金某的录音文件中提取了与高某、柳某、朴某等人的对话等与本次审判相关的录音文件,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了调查”,“对被判断为与举证材料关联性较大的29个文件制作了录音笔录,并另行向法院追加提交了证据。”

但崔某辩护人方面反驳称:“检方说已经听过录音并制作笔录提交,要我们决定是否同意作为证据,但我们质疑的正是笔录本身”,“我们要求的是在法庭上听现有的音频文件。上次在有充足时间的情况下,对高某进行证人调查时却没有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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