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09 | 조민규 기자

[2017经济学共同学术大会] 张夏成:“须改变只让企业腰包更鼓的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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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大学教授张夏成(左)9日下午在首尔西江大学出席由韩国经济学会主办的“国民想要怎样的韩国经济?:坐标与方向”2017经济学共同学术大会,与前部长柳时敏(中)、担任主持的首尔大学教授金仁准一同入场。/记者宋恩硕“经济确实增长了,但国民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相反,既不是消费主体、也无法感受美之效用的企业却拿走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果实。这究竟有什么意义?”

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张夏成9日在首尔麻浦区西江大学举行的2017经济学共同学术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以“国民想要怎样的韩国经济?:坐标与方向”为题作主题发言时如此表示:“老实说,我并不清楚国民究竟想要什么,但明确的是,不会是当前这样的经济状况。”

张教授诊断称,以IMF外汇危机为起点,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之间的背离加剧。他解释:“1990年至1997年累计经济增长率为70.7%,家庭收入累计实际增长率为63.2%;而1997年至2015年累计增长率大幅提高至104.4%,家庭收入却仅增加68.4%”,“结果就是家庭生计没有改善、岗位也没有增加的无收入增长和无就业增长。”

当然,同期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增长果实也没有回流到家庭,不平等也在扩大。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0年至2015年家庭收入增长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比重看,韩国为57.9%,高于日本的41.7%。作为经济大国之一的德国也不足60%。但张教授解释称,普通国民的体感程度与这些国家差异很大。他表示:“日本和德国家庭收入未能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福利支出”,“结果是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的作用减轻了家庭的冲击,而我们没有这种效果。”

关于家庭收入跟不上经济增长率的原因,张教授指出经济体系的分配功能出了故障。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没有通过工资把赚到的钱返还给家庭,也没有把积累的资金用于投资,因此无法创造更多岗位。张教授表示:“从产业结构角度看经济增长与家庭收入、就业未能同步的原因,是在OECD国家中制造业比重最高,但制造业的就业创造效果却很低”,“如果企业用内部留存的资金进行了充分投资,就业本可在4~5年的时滞后增加,但在事实上的零利率状况下,企业仍选择储蓄而非投资。”

实际上,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小幅上升,而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则大幅下降。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7.3%到2015年的29.5%,几无差别。但同期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却从27.2%骤降至17.3%。韩国在OECD成员国中制造业占GDP比重最高,在二十国集团(G20)中仅次于中国(35.9%)。

通过提高法人税、所得税来扩大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国民就能过得好吗?对此,张教授判断“现实局限很多”。因为过去20年韩国社会福利预算增长率在OECD国家中最高,但仍不及发达国家。他表示:“韩国若要执行OECD平均水平的福利预算,就得动用国家全部预算的50%”,“再分配政策应当扩大,但仅凭这一点来提高家庭收入事实上不可能。”张教授接着强调:“应当扩大源头分配、本源分配,把政策重点放在这里才是根本解法”,“最终需要整体工资上涨,并努力消除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的工资差距,才能实现国民共同富裕的公正经济。”

主题发言后的专题讨论中,关于分配问题的高见也纷纷涌现。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柳时敏表示:“李明博、朴槿惠政府之所以诞生,是因为许多国民作出了增长率放缓导致自己生活变难的错误判断”,“结果是相信了通过增长让大家过好日子的承诺,等于被骗了。”柳前部长补充说:“虽然还不知道会是提前大选还是常规大选,但总统候选人之间应就增长与分配的背离进行充分辩论。”

成均馆大学教授金敬洙强调:“不仅是企业与家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同样重要”,“只有努力消除各领域的不平等,才能走向国民所向往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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