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负债、老龄化、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保护贸易主义等艰难经济形势下,政治上又因弹劾政局导致领导力真空,处境更为艰难。随着提前大选可能性的上升,大选参选人为塑造自己是能够对经济负责的总统形象,正围绕各种经济政策展开口号竞争。
这些以国民增长、创新增长、创业国家、共享经济等表述出现的口号,最终都是让全体国民都能过上好日子的经济。作为兼得增长与分配两只兔子的手段,创新与公正性受到强调,在这一大框架下,各位大选参选人之间难以发现明显差异。这或许是因为对严重两极化的忧虑和对增长必要性的共识,已在保守与进步阵营之间形成。因此,正如“细节决定成败(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一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法论。
一个例子就是所有参选人共同议题化的财阀改革。在大企业财阀总裁全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中,国民感受到无限挫败。但改革的幅度与方法需要合理、理性的路径。也就是说,应避免在不考虑经济效率的情况下,无条件认为财阀就是坏的、中小企业必须受保护、创业企业就是好的这种思路。此次事件的本质是政经勾结,正如“探戈需要两个人来跳(It takes two to tango)”一说,这确实不只是经济一方、尤其不只是局限于财阀的问题。要解开这一难题,必须同时伴随政界的改革。举例来说,与“崔顺实”事件相关的YJ Cobs Medical这类公司,也可以说具有我们奉为神圣的中小企业或创业企业的性质。但真正需要的是让创业企业能够在市场中自生自发地“诞生”的环境,而像现实中那样依赖政府支援的创业体系应予摒弃。很难确信政府有能力判断事业的前景,这样的体系最终会带来另一种政经勾结——资金不是流向满足市场需求的事业,而是流向擅长制作政府所要求文件的事业,甚至流向与政府有人脉的事业。因此,无条件否定财阀、肯定创业企业的简单二元论路径是危险的,也不一定能提升增长动力。
企业治理结构也应基于经济效率与公正性来处理。企业结构不是用于效率,而是被用作总裁家族攫取私利和不当财富转移手段的情况,必须彻底改革。但作为大企业的财阀本身是否不必要,则应更加慎重考虑。依产业特性,规模经济可能是必需的,而且在世界市场上产生代表国家的品牌,其对该企业乃至其他企业的溢出效应也不可忽视。三星或LG在智能手机等高端产业与苹果竞争,其他出口企业所获得的一项反射利益,就是韩国的技术实力被认为是世界顶级。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因“韩国制造(Made in Korea)”而被贬值,反而更容易作为溢价产品高价销售。这些方面应当慎重考虑,因总裁家族的不法行为而简单否定整个财阀企业结构,是否是犯下“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throw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的错误,值得思考。
此外,福利等需要财政投入的公约,为避免成为空头承诺或招致不负责任的财政崩溃,必须基于对财政筹措可行性的严密分析。希望目前大选参选人缺乏政策执行具体方法论只是因为处于大选初期,期待竞争正式展开后,选举能够建立在具体政策竞争的基础之上。
崔在弼 延世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