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31 | By Jen wieczner

FORTUNE FEATURE ¦ 史蒂夫·科恩重返基金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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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7年1月刊。</b></font>

曾被视为华尔街最顶级基金经理的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的王国,在2013年因内幕交易丑闻而崩塌。三年过去,如今科恩的财产未受损失,也不见悔意,已准备重返金融业。对批评他的人来说,这是令人失望的消息。在丑闻之后首次接受的业务相关采访中,科恩阐述了他再次主导市场的计划及理由。

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自宅摆拍的史蒂夫与亚历克斯·科恩夫妇。尽管其昔日公司卷入法律纠纷,两人的财产(130亿美元)并未出现大的变化。那是2016年1月8日。史蒂文·A·科恩走进位于时报广场东侧的一家牛排餐厅。这是新年第一周惨淡收官、股市刚刚收盘的周五傍晚。但那些都不重要。用科恩的朋友、同时也是其投资人的安东尼·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的说法,两人见面的理由是庆祝“免罪日(Exoneration Day)”。

那天下午,科恩打赢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官司。他那曾极为成功的对冲基金在史上最严重的内幕交易案中认罪。伴随创纪录的18亿美元罚款,公司实质上关门。但这也意味着科恩重返业界的道路被打开了。

科恩在斯卡拉穆奇共同持有的Hunt &amp; Fish Club餐厅一处角落落座。有那么一刻,两人又变回了和妻子一起出来享受都市之夜的纽约州长岛(Long Island)出身的年轻人。在开香槟、点红酒的时间里,他们的话题转向了忍耐与友谊。随后,对冲基金业最大机构之一天桥资本(SkyBridge Capital)的创始人斯卡拉穆奇,像催促一般向这位亿万富豪朋友抛出问题:“你会回来再干一场吧?”

个人净资产高达130亿美元的科恩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科恩说:“我想过了,好像没那个必要。”斯卡拉穆奇不相信这话。“我要押你会回来。”斯卡拉穆奇打了赌。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对一个一旦决心去做就必定找到胜利之路的朋友的真诚支持”。他补充道:“想‘做空(short)’史蒂夫·科恩的投资者,最终都会遭遇惨败。”

科恩能够考虑重返对冲基金业,这本身就是惊人的胜利。因为他的公司SAC资本(SAC Capital)有8名员工因内幕交易被判有罪(其中2起判决后来被推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13年7月以监管失职为由起诉他。此案余波之下,科恩退居幕后,客户也纷纷赎回资金。虽未对科恩提起刑事起诉,但人们判定他的对冲基金经理生涯已经终结。他经营SAC的21年间,管理资产最高达160亿美元,年收益率29%,创下惊人业绩。然而政府调查使他的成就蒙上阴影,他还面临被业界终身逐出的危机。

但1月,SEC突然选择与科恩和解。科恩对指控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根据和解,他被禁止管理外部投资资金,但该禁令仅有效至2018年。在等待招揽客户之日的同时,运作个人资产是被允许的。政府确信科恩知晓下属员工的不当交易,但未能收集到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SEC最终只能满足于轻微处罚。SEC一位前内部律师描述当时的气氛说:“大家都相当震惊。”“因为看上去科恩赢了SEC。”

如今科恩尽享生存的喜悦,并在准备下一次挑战。他在去年6月迎来60岁生日,但每个周末都与朋友外出打高尔夫,把每一天都过得像生日。对今后是否会重新管理外部资金,他没有明言,但把资金交给科恩打理过、或与他共事过的人几乎一致确信他会这么做。科恩接受此次采访,也是他确信自己会复活的一个明显迹象。不愿曝光的他,此前仅有3次以自己的生意为主题与媒体会面。而在内幕交易案发生后,这是第一次。记者在科恩拥有的韦斯切斯特(Westchester)乡村俱乐部进行了早餐采访。那是10月初枫叶正红的一个周六。科恩在蓝白条纹衬衫外套了一件上部带拉链的毛衫。这是他平日的穿着。科恩说:“其实我觉得自己过着非常有福气、非常幸福的人生。整体来看,我不愿用这世上任何东西换我的职业生涯。”

然而回想内幕交易案时,科恩明朗的表情僵硬得像石头。那是充满痛苦与羞耻的黑暗的一年。对于朋友和同事劝他忘掉的那段时期,他至今仍惜字如金。当他能展示自己在完全守法的同时也能做出业界最佳业绩时,科恩真正的复活才会完成。那也是他能够证明自己是以正直方式成为亿万富豪、有资格管理别人的钱的唯一途径。一位前SAC投资组合经理推测:“他大概想纠正外界的评价。”相当多同僚认同这一看法,但科恩摇了摇头。他说“我不打算努力去证明什么”时,脸色苍白如水泥。“我不想再重复几年前我们经历过的事。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的员工。”他对这一话题不再多言。整体采访气氛友好,但他的法律顾问和两名公司内部公关专家全程守在身旁。

要回到基金业,科恩首先得获得政府许可。过去谴责过他、至今仍未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他复活的人,也是他必须跨过的对象。一位参与过内幕交易调查的前联邦检察官说:“科恩想要胜利”,“这里所说的胜利是什么?就是向全世界展示他也许并不是个骗子的证据。”科恩意识到自己成为调查对象的时点,是2012年5月3日一个凉爽的早晨。他被要求前往曼哈顿中心区的SEC办公室作陈述。查看整日进行的调查记录,能明显感到双方彼此轻蔑的气氛。科恩的律师们(尽管因程序特性不被接受)仍执着地提出反驳。据公开的18页调查全文,科恩把“不记得了”“没有那样的记忆”之类的话重复了多达95次。那语气像是想赶快结束好去工作。

同一间办公室,不同的规则:SAC被判有罪后,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总部办公室变身为管理科恩个人财产的“家族资产管理公司”Point72。Point72正在合规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手段上投入巨资。当时SAC以凭借优质信息闪电般大量交易股票而著名。它连年取得轻松超越市场平均及其他对冲基金的业绩,一路高歌猛进。然而政府当局不断听到传闻,称科恩的“有利位置”部分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专门热线一开通,竞争机构基金经理的不满便涌来。华尔街的中介人之间流传着“必须对科恩低头,并提供大量信息”的说法。据说一旦触怒他,就会被列入名为“罚球区(penalty box)”的黑名单。一旦上榜,与科恩或其朋友的交易会被拒绝一个月以上,生意骤然中断。对冲基金投资机构Balter Liquid Alternatives的首席执行官布拉德·鲍尔特(Brad Balter)说:“科恩把华尔街折磨得太厉害,以至于所有人都盼着他垮台。”

另一方面,在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Stamford)的SAC总部,关于科恩残酷经营风格的传闻也四处流传。他比竞争对手承担更大风险,回报也更丰厚,但一旦失败(有时得立刻递交辞呈),整个交易大厅的气氛都会骤冷。SAC有100多名顶尖投资组合经理,而他们全都向一个人汇报。在这种情况下,有几名员工走上歪路并不奇怪。

2013年7月25日,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普里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判断,科恩的审判之日已经到来。

他当天召开记者会宣布起诉SAC。被以内幕交易罪名起诉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对冲基金公司,这是唯一一次。SAC的罪名之中,还包括2008年围绕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临床试验结果,利用从医生处非法取得的非公开信息获取2.75亿美元不当收益的内容。这是内幕交易史上最大的金额。

检方聚焦于科恩与一位名叫马修·马托马(Mathew Martoma)的投资组合经理之间长达20分钟的通话。马托马因这次信息泄露目前正在服刑。科恩在通话次日早上下达了交易指令。检方称,他们感到马托马在电话中向科恩告知了信息来源。但除非科恩或马托马招认,否则无法证明这一点。调查长达10年,却未能收集到足以对科恩提起刑事起诉的证据,于是检方把目标转向了公司。巴拉拉在记者会上说:“SAC像强力磁铁一样吸引了市场上的不法者。”

对SAC的人们来说,巴拉拉的发言如同晴天霹雳。曾任公司高管的雷切尔·丹托尼奥(Rachel D’Antonio)回忆当时是“不真实的”状况。她现在在科恩的企业中主管会计。一位经理在送孩子到学校门口时,震惊地看到另一位家长告诫自己的孩子,连在“那种坏公司”工作的人的孩子都不要交谈。还有员工在去看孩子的棒球比赛时,遭遇了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译注:史上最严重庞氏骗局主谋)事件级别的反应。投资组合经理们甚至要求确认还能不能领到工资。然而作为回应,科恩还给留下来的员工提高了奖金。2014年初离开SAC、创办名为Folger Hill的对冲基金公司的索尔·库明(Sol Kumin)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那是极难克服的时期。”

注入新血的经营层:科恩的右臂、道格·海恩斯会长是在中情局与麦肯锡历练多年的人物。内幕交易丑闻之后,SAC原有的经营层几乎全部离开了公司。2013年SAC的最后一次圣诞派对气氛低落。在斯坦福德总部大厅举行的这场活动上,连最高档的苏格兰威士忌都没有。仅几周前,SAC对内幕交易指控认罪,并同意关闭对冲基金部门。结果员工们连公司的根本目的都无从知晓。但几位与会者记得,那天成为公司的转折点。因为科恩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拿起麦克风的科恩提议干杯,并展现出强烈自信:“我们将成为第一家被刑事起诉后仍存活下来的公司。”

三年过去,科恩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还有余。2014年SAC走向关闭程序期间,科恩把组织转型为名为Point72的“家族资产管理公司(family office)”。这是替代SAC旧总部的组织。由1100名员工以及分布在纽约、东京等各地的100名投资组合经理构成的Point72,预计到2016年底将追平SAC昔日的最高员工人数。公司管理的110亿美元资产全部属于科恩或员工。另一方面,联邦法院还作出判决,认为内幕交易需要检方承担额外的举证责任。由此稍稍恢复名誉的科恩方面得以与SEC达成和解。去年3月,科恩在Point72旁边设立了名为Stamford Harbor Capital的对冲基金。科恩持股25%的这家公司,至少在2018年之前不能管理外部资金。

Point72的经营层包括总裁道格·海恩斯(Doug Haynes)在内,大体上由新面孔填充。有中情局经历的海恩斯,也曾长期担任麦肯锡的经营层。马修·格鲁内德(Matthew Granade)经猎头介绍与科恩会面时,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SAC)失败了。你认为自己的失误是什么?”科恩没有犹豫。“我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信任但要验证’。但我没有充分核查。”格鲁内德现在担任Point72的首席市场情报官(chief market intelligence officer)。

科恩在早餐采访中没有承认任何失误。对于Point72是否也会管理他人资产,他表现出无从知晓的态度。他说:“我只希望公司成长为出色的资产管理机构,成为员工个人职业目标得以实现的空间。”对于2018年的计划,他回答“到时候再定”。那模样就像懒得提前预订酒店的悠闲旅人。

监管当局认为科恩活跃的动作是在嘲笑他们,流露出不快。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马萨诸塞州)批评当局“让一个惯犯对冲基金经理玩弄了SEC的核心使命”。两党对当前状况都不满意。关于被禁止从事对冲基金业务的科恩设立Stamford Harbor一事,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Aio州)在接受《财富》采访时说:“我怀疑SEC是否是一个强大到符合其本来目的的执法机构。”

科恩在被逐出期间维持原有生活习惯,也让批评者如鲠在喉。他拥有估计价值10亿美元的美术品收藏,却仍在积极加购藏品。科恩说:“纯粹是凭感觉。”

科恩的常年画商兼朋友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说:“若是不如他的人,早就说‘现在我要收回筹码了。钱赚够了。不需要了’,然后离场。”“但科恩正试图表明他还没有这个意思。”

在康涅狄格州自宅附近,科恩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史蒂夫”。这位出生于长岛大颈(Great Neck)的人,如今仍常和高中同学一起去附近的热狗店或披萨店。当然,他住在马萨诸塞州格林威治(Greenwich)的一处大宅,屋内处处挂着毕加索和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的画。他在纽约州汉普顿斯(Hamptons)和洛杉矶也有房子,还是纽约大都会队的股东。但科恩说:“我并没怎么变。”他的妻子亚历克斯(Alex)常对室内设计师说“我们的品味很普通”。两人通过交友服务认识,包括各自前一段婚姻中出生的三个孩子,共有七个子女。曾有一段时期,女儿的宠物猪罗密欧(Romeo)在挂着毕加索画作的家中四处走动,在晚餐桌下啃咬家人的脚(罗密欧体重超过约68公斤后被送去了农场)。每个周四,科恩都会和妻子外出享受一场体面的晚餐约会。多位同僚透露,科恩穿正装的日子只有结婚纪念日。

科恩夫妇最近也开始了大规模慈善活动。这或许会被视作意图明显的形象改善尝试,但他对此赋予了相当大的个人意义。他受到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派往阿富汗的儿子罗伯特的经历启发,捐出3.25亿美元,启动了退役军人精神医学治疗及PTSD研究倡议。除此之外,科恩夫妇的基金会还拿出4000万美元,用于开发亚历克斯患了7年的莱姆病(*译注:通过蜱虫传播的传染病)的治疗药物。

科恩的慈善活动不会做到妨碍生意的程度。去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科恩退役军人医疗峰会(Cohen Veterans Care Summit)上,他在早上8点15分做了简短演讲。但一到开市时刻9点,他就移动到大楼另一侧的高管室开始交易。他在那间房里待了6个小时。期间,喝光三罐红牛的两名保镖面带无聊,守在紧锁的门外。

沉默的收藏家:Point72内科恩的办公室。彼得·多伊格的《Gasthof》挂在墙上。即便在被逐出对冲基金业期间,他仍不断为自己价值10亿美元的纯美术收藏添加作品。就像阿诺德·施瓦辛格曾经总是随身携带便携健身器材一样,科恩无论去哪里都带着装有5块屏幕的交易设备。度假时也不例外。即便在地中海享受一周休息,他也会按纽约股市开盘时间下到船舱,一直工作到晚餐时分。DeMark Analytics的首席执行官汤姆·迪马克(Tom DeMark)说:“所以我认为科恩不可能做错事。”“他是工作狂。工作就是人生的人。市场在他心中的正中央。”

要确信科恩的清白,就得相信他的能力确实那么出众。迪马克可以明确为他的能力担保。他一天要和科恩通几次电话。他还有一部(像哥谭市警察局长的蝙蝠侠专线一样)只有科恩能打的专用电话。迪马克就交易时机提供建议。这是大多数投资者认为字面意义上“不可能”的投资手法。科恩在把投资者心理、宏观经济指标乃至美联储官员发言等各种数据汇聚起来,预测市场反应并捕捉行动时机方面展现出卓越天赋。与过去不同,他不再负责公司最大的投资组合,但仍创造着公司整体收益的约5%。由于致力于培养后辈,这比以前的15%有所下降。担任Point72全球交易主管、与科恩共事已15年的菲尔·比尔豪尔(Phil Villhauer)说:“科恩从失误中学习,绝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据悉,在S&amp;P指数没有大幅波动的去年,Point72取得了16%的收益率。

天桥资本的斯卡拉穆奇说:“归根结底,问题在于科恩做这些事的理由在哪里。”无论净资产如何增长,科恩都坚持这样的回答:“我的身份认同就是交易。”意思是没有市场就没有史蒂夫·科恩。他说:“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根基。结识优秀人才的机会也是通过这份工作获得的”,“我会留在这里。”

被问到退休计划时,科恩提到了在纽约布朗克斯(Bronx)经营服装厂的父亲杰克(Jack)。他说,年纪尚轻就退休的父亲没有明确目标或活动,安静度日,白白浪费了精力旺盛的岁月,这让他感到遗憾。“当然,总有一天我会退休,但我不想像父亲那样退下来。”杰克·科恩在妻子先行离世后,于2014年3月以93岁高龄去世。科恩每天早上上班时都会经过挂在墙上的父亲肖像画前。“我每天都向父亲道早安。”

父亲的葬礼办完一周后,Point72成立。经营家族资产管理公司而非对冲基金,让他的生活轻松了一些。业绩披露义务、面向投资者的推介工作等整块消失了。公司回到了科恩的“客厅”,而他的目标是把它拆掉再重新出发。要达成最高收益率,既需要为阻止竞争者追赶而不断自我进化,也必须一丝不漏地遵守严格标准。而在某个角落,政府的监视始终闪着眼光。

科恩首次引入了前联邦政府官员。检察官出身的维尼·托托雷拉(Vinny Tortorella)出任首席合规与监察官(chief compliance and surveillance officer),康涅狄格州前检察长凯文·奥康纳(Kevin O’Connor)被任命为法律顾问。科恩赋予托托雷拉对所有新录用者的否决权及解职裁量权(托托雷拉多次行使了这一权限)。他还为合规部门提供了1亿美元支持。其中包括购买情报分析公司Palantir的间谍软件的费用,在资产管理业界,为守法而购买这项技术的企业中Point72是第一家。这项通过机器学习在员工邮件中找出危险词句的技术曾一度被保密。目的是防止员工玩弄系统。

Point72还减轻了交易员承受的压力,以降低他们违法的可能性。SAC时期,如果科恩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执行投资组合经理提出的想法并获利,就会向该经理支付额外奖金。这一被称为“贴标签(tagging)”的惯例现已消失。解雇录得过度亏损的交易员的“业绩不佳即淘汰(down and out)”条款也被删除。监管当局绝不会正式表明自己对史蒂夫·科恩的监视比其他机构更为细密,但Point72始终把被重点监视的可能性放在心上。律所Morvillo的Eugene·因戈利亚(Eugene Ingoglia)在担任检察官时曾为马托马的有罪判决做出贡献。他说:“太靠近边界是危险的事。”“无论我脚多快,都不会想把头伸进狮子的嘴里。”

Point72用大数据这一块石头,同时打到业绩与守法这两只兔子。科恩前往硅谷,与为Point72创造有用数据的创业企业交谈。他说“像走进玩具店的孩子一样兴奋”。Point72还利用快餐门店的信用卡销售记录和卫星图像,展开了预测企业营业利润等各类数值的实验。漂浮在太空的卫星摄像机不可能非法泄露非公开信息,这是该方式的又一优点。SAC出身、现担任对冲基金大数据顾问的吉恩·埃克斯特(Gene Ekster)说:“如果能表明公司依赖数据,也就能证明没有罪。”

客观的看法是,Point72的激进招聘举动与技术扩张,是为了在2018年1月1日早上开始的那一刻起启动外部投资者募集而做的前期准备的一部分。但如果科恩公开承认这一点,就有丧失机会的风险。SEC一旦捕捉到科恩提前行动的哪怕极小迹象,就会把所有和解推回原点。即便如此,有兴趣的投资者仍在好奇科恩何时回来。若Stamford Harbor从2018年初开始运作,最早可能从2017年5月起启动投资者募集。过去投资者为把钱交给SAC而忍受长时间排队。其中相当多人有意愿等待Stamford Harbor。曾是SAC投资伙伴的Alpha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布拉德·阿尔福德(Brad Alford)说,为了把钱交给科恩,“会听到资金从其他对冲基金流出的声音”。

但老投资者中也有人不愿回到科恩身边。SAC的一位昔日客户说:“不愿再与之产生关联的人不少。我们也是其中之一。”还有费用问题。SAC的收费为资产的3%和总收益的50%,属业界最高水平。据查阅了Stamford Harbor事前提交文件的人士称,新公司的费率预计也与之相当。Blueprint Capital Advisors的小雅各布·沃尔瑟(Jacob Walthour Jr.)说:“按现在的标准,还是按过去的标准,都是高费率。”养老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若曾期待“赔罪式折扣”,恐怕会失望。前述昔日客户指出:“最终能否取得像从前那样的收益率,才会是真正的问题。”

科恩把外界这种态度当作侮辱。“如果我的业绩平平,如果真发生那种事……”他的声音提高了。“我会考虑还该不该留在这个行业。”

不过,生意上的负担似乎比以前轻了。科恩说自己最近睡得很足。去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那天,他一直在床上待到投票结果统计出来前几小时的上午10点半。科恩说“若是15年前,我会整夜盯着进展”,“但最近死咬不放的方向有些变化了”(他看过一两集以他与巴拉拉的对决为素材的付费频道Showtime电视剧《亿万(Billions)》。他的观感是“只是好莱坞式的想象”)。2015年8月股市出现调整时,科恩正专注于高尔夫。他参加的为期两天的锦标赛禁止参赛者使用手机。科恩说那是“荒唐的规则”,随后耸了耸肩。“我就这么想:‘好吧,今天就亏点钱吧。人生不都是这样嘛。’”

科恩戴着蓝色棒球帽登上高尔夫球车的身影,是记者视野中的最后一幕。他的下一个行程是去看女儿的冰球比赛。所幸市场正在休市。

<br>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By Jen wiecz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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