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26日公布了应对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政府登场后国际环境剧变的对外经济政策方向。核心内容是,通过加强与二十国中两大国(G2)美国、中国的经济合作来缓解对外风险,同时以国际协作和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积极应对来对抗保护贸易主义。为缓和与美国的通商摩擦,还提出通过缩小贸易比重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减少对美经常项目顺差,对中国则将韩中经济部长会议、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履行委员会用作沟通渠道的方案。一句话,政府的计划是以防御姿态应对对外不确定性。
但政府构想能否如期待般实现仍是未知数。从应对方式起就过于安逸。与美国新政府建立协商渠道没有具体日程,只说“尽早”,跨部门代表团访美也仅限定于“必要时”。邀请美国国会访韩的对象也不是议员,而是助理。仅凭这些能否降低特朗普政府重启韩美FTA谈判、指定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不无疑问。对与中国的矛盾,也只是把加强沟通和提出问题当作解法,对于蛮横推进的“萨德报复”则一字未提。在G2的实力示威面前显得无力的政府形象,只会让“该给的给、该拿的拿”的主张显得空洞。
特朗普宣示“美国优先”后,通商战争的阴云日益浓重。美国对中国产轮胎征收高额关税,打响了G2贸易大战的第一炮。我国不久也可能被卷入通商战争的余波,而以这种消极姿态难以应对。有消息称,美国近来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决定把TPP对策本部扩大改编为统管通商协定全局的跨政府组织。我们也需要先发性、积极的应对。设立统管分散于各部门的通商业务的跨政府组织,或在必要时构建连民间企业、机构都共同参与的全国性通商指挥塔,可以成为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