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米价管制令
1969年1月24日,政府发布了米价管制令。由农林部、保健社会部、内务部联合发动的米价管制令核心内容是,全面管制首尔、釜山、大邱等三大城市的大米消费价格。市面上每袋80公斤一度飙升至5600韩元线以上的消费者价格被限定在5220韩元。流通结构也随之改变。大米进入渠道被限制在韩国农协,只有登记的零售商才有销售资格,即排除了中间商。农林部长官李启淳在宣布这一特别对策时强调,这是“为通过事先防止中间商操纵米价以谋求谷价稳定而不得已采取的方案”。
政府发布紧急对策更根本的原因是米价暴涨。从1968年年底开始躁动的米价,进入新年仅半个月就上涨了12%。超过每袋5325韩元的年度管理目标线,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以5600韩元成交的异常暴涨现象。政府把米价上涨的原因指向中间商的操弄,但真正原因另有其在:歉收。作为粮仓地带的全南、全北和庆南地区遭受严重冻害,大米产量减少,从供需条件看米价只能上涨。
政府在实施米价管制令的同时,还从美国、日本等国进口了约66万吨外国产大米。不满自然随之而来。就在仅仅三个月前的1968年10月,政府还宣布为鼓励米谷增产,将粮食政策根基从低米价政策转向高米价政策。在表明重视市场价格调节功能、为使农民有增产意愿而即便谷价上涨也尽可能不干预的立场后不到100天,政府不仅插手价格,还插手了流通。
只有在威权政权之下才可能出现的米价管制令有效果吗?并没有。只是平息了眼前的暴涨势头而已。更何况1969年的大米产量为319万5000吨,比被称为歉收年的前一年还减少近41万吨,大城市的米价波动更为剧烈。1970年初曾一度涨到每袋7000韩元线。流通过程中的副作用也接连出现。价格结构变得双重、三重复杂,商人的操弄更加严重。钻着数千家零售商难以监管的空子,也出现了把从韩国农协低价获得的大米倒卖到大城市以外地区赚取差价的商人。1971年米价还一度突破1万韩元线。
预见到副作用的政府仍强行推行管制令,有更根本的理由:认为只要米价不稳定,就难以维持低工资的产业结构,也难以实现出口和经济增长。低米价政策基调延续为向农民高价收购、向消费者低价出售的双重谷价制度。这也是有人把米价管制令视为第三共和国粮食政策分水岭的原因。尽管消费者因口感不佳而不愿接受,却把不种统一稻的农民当作不良分子来看待、以此鼓励推广,其理由也是米价管制令背景下低米价政策的延伸。
得益于政府强力推广统一稻,发布米价管制令的1969年仅为81.0%左右的米谷自给率,在1976年升至100.5%,随后1977年为103.4%、1978年为103.8%,但很快便下滑。原因是未充分进行副作用试验就在全国勉强推广统一稻的后遗症。由于越种越亏的结构,在生产农户的冷淡态度下统一稻种植面积减少,米谷自给率在1979年降至85.7%。
距1969年米价管制令已过去48年的今天,可谓今非昔比。随着市场开放和大米消费量急剧放缓,政府对米价的管制乃至双重谷价制度都已消失,但留下了一样东西:债。政府的粮谷证券管理基金正是从那时起累积的负债。农户同样为负债所困。为大米增产提供激励与为工业化实行低米价政策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只取得了暂时性成果,却产生了社会成本,并以农户负债的形式留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