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青年失业率为9.8%,创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经济环境变化,已不能再期待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只要增长就能自动解决就业问题的时代早已过去,而适应青年就业的新范式在韩国尚未确立,这是青年高失业率的根本背景。有人指责说是青年眼光太高才找不到工作,但这种训诫只是源于经济增长时期工资也大幅上涨的怀旧情绪,属于旧范式之一。
如此高的青年失业率,其根本原因可归结为青年所需优质岗位的不足。韩国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00年代后期持续扩大。过去即便进入中小企业,与进入大企业的朋友相比工资差距并不算大,而现在则必须面对悬殊的差距。在韩国经济充满活力的过去,入职的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情况也很多,但如今除部分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领域外,这样的机会已不多。此外,即便进入大企业,若以非正规职身份入职,转为正规职的机会也很少,这是现实。韩国雇佣劳动部雇佣形态信息披露制度的统计显示,雇佣300人以上的大企业岗位中,20%为合同制非正规职,20%为厂内外包或劳务派遣等间接雇佣,这充分反映出当前劳动市场的困难状况。并不是没有岗位,而是与过去相比岗位之间的差距扩大,连那些眼下虽非优质但具有成长潜力的岗位也在减少,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便老龄化持续、青年人口减少,也很难期待青年失业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差距扩大之下,优质岗位始终只是少数,青年为进入这些岗位的竞争也必然长期激烈。
并非因为过去未认识到这一问题而没有出台政策。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生合作一直被作为重要政策议题,但状况的改善始终遥远。既有政策范围过于狭窄,或在缺乏当事方善意的情况下难以落实,因而难以改变局面。作为替代方案,为实现承包与分包企业间的公平交易,已有超额利润共享制等若干制度被提出,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就此前较少被提及的工资决定问题谈一点。由于韩国的工资决定本身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作为发包方的大企业完全没有理由去关注承接方中小企业劳动者的状况。政府表示要通过推广职务工资制、绩效工资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并批评年功序列工资制(按工龄自动涨薪的制度),但若维持在企业内部决定工资的制度不变,仅主张转向职务工资制、绩效工资制,是无法解决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这种企业间工资差距问题的。相似职务却因企业规模不同而工资差距巨大,原因不在于年功序列工资制,而在于工资决定本身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在这种状态下,连工会也没有理由为承接企业的劳动者担心。多数发达工业国家都拥有补充企业内部决定的另一套工资决定机制。韩国除最低工资外没有这类机制,而这些国家则通过行业工资谈判、集体协议效力扩张制度等多种制度形式,建立了防止企业间工资差距过度拉大的制衡机制。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这些制度可以抑制工资差距扩大,还有研究结果显示较小的工资差距有利于劳动市场创造就业。
人们批评大企业正规职工会,但企业内工会只需关心企业内的正规职员工即可。若要让工会关心整个产业和经济,就必须完善谈判结构,使工会的决策能够在超越单个企业的层面进行。在韩国,除部分行业外这被视为禁忌,但众所周知,在多个发达工业国家,这种补充性的工资决定结构有效防止了差距的过度扩大。因为企业的目的只是自身生存,仅交由企业自行处理,无法解决企业间工资差距问题。
成载民 韩国劳动研究院动向分析室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