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朴槿惠政府草率推进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部署,国内矛盾愈演愈烈。各媒体争相询问各位总统候选人是赞成还是反对萨德。赞成萨德就是保守,反对就是进步,如此划分。更进一步,把保守塑造为亲美派、进步塑造为亲中派的框架正在形成,甚至成为区分敌我的标准。
对美中而言,这样的框架也并不坏。美方开始出现言论称,如果文在寅或李在明成为总统,韩美同盟将被削弱。待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班底搭建完毕,要求韩国搭美国便车的压力将更加露骨。中国则集中邀请在野党国会议员,就萨德问题进行对话。在此期间,对萨德问题草率决定负有责任的国家安保室长金宽镇于1月10日访美,与下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重申将履行在韩部署萨德,还不忘发表不必要地刺激中国的言辞。
新的国际秩序正迎来超级不确定性时代。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秩序已不再可能。特朗普究竟是能实现戏剧性妥协的理查德·尼克松式人物,还是要彻底改变既有国际秩序格局的罗纳德·里根,目前无人知晓。若是后者,能否成功也未可知。因为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
习近平时期的中国,已不再愿意停留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之内。中国正以快于我们预期的速度,围绕高达14亿人的自主市场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其对外贸易依存度正急剧下降,水平或许很快将与美国相似。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中国正试图以自身的规范和规则扩大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如今,中国按照自主逻辑重塑国际关系的动因日益强烈。它既不易受美国压力影响,也不会屈服。
如今我们面临的新国际秩序,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单一宇宙,而是两个相异的宇宙在我们周边剧烈碰撞并抛出碎片。一边讨论美国和中国谁更强大、一边想搭便车的思维,实在过于安逸。无论被哪一块碎片击中,对我们都是致命伤。遗憾的是,我们的安保与经济耐受力并不强。
大韩民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保障国民物理生存的安保利益,以及养活国民的经济与民生发展利益。在21世纪国际政治环境下,把二者作等级化理解并不妥当。安保的基础是经济,没有经济实力,国防和韩美同盟也无法支撑。问题在于,韩国的安保利益几乎完全依赖美国,而经济利益几乎完全依赖中国。若美国能养活我们,搭美国的便车即可;若中国能保障我们的安保,搭中国的便车即可。但现实远非如此。大国会按照自身利益对待我们。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一味搭一方便车都不是我们的答案。任何隐含单方面搭便车的主张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没有正确理解当前韩国所处局势的严峻性以及美中关系变化的本质。
无论道路多么艰难险阻,我们都必须找到美中都能同意的萨德问题处理方案。既要遏制朝鲜,又要消除美军对自身安全的忧虑,还要消除中国对韩美同盟最终是否会转变为针对中国的地区同盟的担忧。美中都反对朝核。不是与美中某一方形成冲突结构,而是促成对朝协作体制,才是我们的生路。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新政府之下还应进一步说服朝鲜,开辟以共存为基础、实现共同繁荣的新道路。
在选择美中任何一方的那一刻,我们都将承担惨痛的后果。二元对立的认知行不通。那是大国所要求的行为方式。部分主要媒体已经自行走入这一框架。在这超级不确定性与完美风暴的前夜,需要更为激烈的自我反省。我们必须能够选出这样的政治领袖:拥有洞察这一紧迫而棘手局势的智慧,并能提出不同于既有安逸“路径依赖”方式的新破局之策。二元对立的极端绝不可能是答案。
金兴圭 亚洲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