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1840~1902)。以赤裸描绘底层民众生活的《小酒店》而闻名的小说家,是19世纪中后期法国的代表性文豪。但左拉更多被记住的不是作家身份,而是闪耀于人类良知史上的知识分子。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头版整版刊登的投稿文章《我控诉》,超越时代,被视为真实与正义、智性与勇气的象征。
给左拉写作动机的人,是同龄好友、小说家阿尔方斯·都德。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兼作家尼古拉斯·哈拉斯所著《德雷福斯:真实与虚假的对决史》中写到,从意大利返回法国的左拉从阿尔方斯·都德的儿子口中听到事件的全部始末后,决心倾尽自己的一切与集体性的狂热对抗。他整整花了一天半时间打磨文稿。
身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左拉为何不写小说而挺身控诉社会?因为他判定,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的间谍案充满谎言、盲目的国家主义与狂热。德雷福斯事件的始末如下。事件始于1894年7月,当时确认法军炮兵火器、编制、部队部署等机密流入德国。法军仅仅因为笔迹相似,就把德雷福斯列为嫌疑人。
调查过程中并未查出嫌疑,但法国军事法庭仍于1894年底对德雷福斯上尉判处法定最高刑——终身流放。宣判两周后,在陆军军官学校广场举行的公开剥夺军籍仪式上,德雷福斯的军衔标志、纽扣、裤侧条被撕下。象征军官身份的军刀也被折断。人群报以嘘声。又过了两周,在前往流放地魔鬼岛(电影《巴比龙》中出现的监狱岛)途中,他被愤怒的人群殴打。
1896年,被囚于魔鬼岛的德雷福斯正逐渐被人遗忘时,事件进入新的阶段。见不义而无法容忍的乔治·皮卡尔中校出任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后,重新调查可疑之处,被掩埋的事实由此浮现。最终查明费尔南·埃斯特拉齐少校才是真凶。然而接到报告的法国军方却指示把事件压下去。理由是担心若以叛国罪惩处贵族出身的埃斯特拉齐,军方威信将一落千丈。皮卡尔不服从命令而将埃斯特拉齐少校送上法庭,后者却获判无罪。反倒是查明真相的皮卡尔被逐往突尼斯,并以泄露军事机密罪入狱。
左拉的《我控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起初他打算投给发行量大的主流报纸,但无人接受。在以小册子形式发行之前,他见到了《震旦报》的发行人乔治·克列孟梭(后来出任总理、领导法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物),克列孟梭一看稿子便提议刊登在报纸上,并把标题改掉。左拉最初想的标题是《致总统的信》,最终还是改了。
左拉首先向总统呼吁。“法国给自己的脸上打上了烙印。历史将记住,这样的罪恶发生在阁下的执政期间。……(中略)……我不想成为历史的共犯。如果我对不义闭上眼睛,今后的夜晚将是充满幽灵的夜晚。那是充满了那位无辜者幽灵的夜晚,他正以最残酷的酷刑为自己未曾犯下的罪赎罪。总统阁下,作为一个正直生活的公民,我怀着奔涌的愤怒、以全身呼喊真相,而这呼喊正是朝向您。我确信,若荣誉的您知道了真相,是不会背过身去的。”
他还提出控诉。“我控诉迪帕蒂·德·克拉姆中校。他是造成法律错误的恶魔般的始作俑者。我控诉佩利厄将军和拉瓦里少校。他们犯下了进行极其恶劣的偏袒性调查之罪。我控诉1894年的第一次军事法庭。它依据非法传递的秘密材料对被告作出有罪判决,从而犯下了违法之罪。我控诉国防部。它误导舆论、掩盖罪恶。我也控诉以《巴黎回声报》和《闪电报》为首的报纸展开了卑劣的舆论攻势。”
这篇借长信形式写成的文章引发了震动。这家原本日销约3万份的报纸,销量达到30万份。世界各地涌向左拉的信件与电报超过3万封。阿纳托尔·法朗士等文人和知识分子也站出来支持。反对的声音更多。巴黎的人群举着“杀死左拉和犹太人”的旗帜在街头游行。法国军方威胁称“要求公开真相就等于要求泄露军队机密”,“若真如此,与德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法国彻底一分为二。德雷福斯派对反德雷福斯派。政党与媒体分裂,互相攻击。教会一味站在军方一边。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看着被撕裂的法国,向《纽约先驱报》寄去这样一篇投稿。“向左拉致以深深的敬意与无尽的赞美。像军人和神职人员那样的胆小鬼、伪善者、谄媚者,一年能生出上百万个。但要诞生一个贞德或左拉那样的人物,需要五个世纪。”被视为文化落后地区的俄国报纸也嘲讽法国。“这样也算启蒙国家吗?”
法国司法当局立即着手调查。理由是左拉点出与德雷福斯事件有关的军人、笔迹鉴定专家、各级军队部门和媒体的实名进行控诉,损害了他们的名誉。左拉早有准备才写下《我控诉》。“我燃烧的抗议是灵魂的呼喊。若因此被拖上法庭,我也甘愿承受。只请公正地审问我。我等着。”
在法庭上左拉说道:“我以我的生涯与名誉断言德雷福斯是清白的。若他有罪,神啊!请让我40年来所成就的一切毁灭,让我所有的作品被遗忘。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法国法庭判处左拉有期徒刑1年、罚金3000法郎。在被判实刑、流亡英国之前,左拉说:“也许我是有罪的。但总有一天,法国会感谢我挽救了国家的荣誉。”
左拉的审判也是欧洲王室之间的关注焦点。与德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欧洲各国王室纷纷带着好奇询问“德雷福斯是否曾为德国效劳”。德国回信称并无此事。德雷福斯派与反德雷福斯派的攻防也改变了法国政治权力的走向。1898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反犹太、反德雷福斯派获胜。左拉和皮卡尔中校也更加受尽折磨。
但在1902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德雷福斯的联盟胜出。1899年6月左拉从英国返回,却饱受监视与杀害威胁之苦。支持德雷福斯派在大选中获胜之后,他的活动才得以自由,但最终因蹊跷的窒息而死。他开始动笔的德雷福斯事件小说《真实》未能完成。左拉的遗骸直到1908年才迁葬到法国伟人安息之地先贤祠。
德雷福斯在左拉去世4年后的1906年,在法国军民合审法庭获得无罪与复权判决。以炮兵少校身份复职的德雷福斯,在曾被剥夺军籍的陆军军官学校广场上举行了授勋阅兵式。出身阿尔萨斯富裕纺织业家族的德雷福斯随即退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自愿入伍,以最前线的炮兵营长身份立下功勋。为证明弟弟无罪而四处奔走的德雷福斯的兄长,其所生的儿子们和女婿都在一战中战死。德雷福斯战后退役,于1935年闭上双眼。皮卡尔也在回到军中后立即晋升准将,并一路升至国防部长。
德雷福斯派与反德雷福斯派阵营在二战中的行为也判然有别。支持德雷福斯的阵营主要以抵抗运动的方式反抗德国,而曾指控德雷福斯是德国间谍的反德雷福斯阵营则投入亲德傀儡维希政权麾下。打着国家安全旗号、惯于说谎的势力,在决定性时刻反而投靠了外敌。
距左拉控诉119年后的今天,回看韩国社会。拥有为真实而挺身控诉之勇气的知识分子有多少?像皮卡尔中校那样敢于对抗不义的军人,是否正在承受不利待遇?为了一小撮既得利益而站在谎言一边、与当时法国神职人员相似的宗教人士也不在少数。19世纪的左拉让21世纪的现代人感到羞愧。代表20世纪法国哲学的让-保罗·萨特在《为知识分子辩护》中给出定义:“知识分子是对与自己毫无益处的事情也要干预、不,是必须干预的人。”曾经干预的左拉相信真实的力量。“真实一旦开始行军,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的道路。它即使在地下也会可怕地生长,将病态的世界一扫而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