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将选举年龄从现行的满19岁下调至18岁的选举法修正案,赞成与反对的争论十分激烈。
11日,国会安全行政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试图通过以选举年龄下调至18岁为核心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但因新国家党等反对而未能成事。
若选举年龄降至18岁,高二学生也能在今年大选中投票。赞成下调至18岁的一方主张,与过去相比政治主体意识已明显增强的18岁群体既被赋予兵役、纳税等权利与义务,却偏偏在选举参与上受到限制,这是对共和国公民职责的否定。反对一方则担忧,许多学生并不希望参与选举,而且下调选举年龄可能把面临高考的教室变成选举场。本文刊载双方观点。
围绕选举年龄下调至18岁以下的争论十分火热。1月国会上,将选举年龄降至18岁的选举法修正案也因新国家党和正党反对,未能跨过安全行政委员会门槛而搁浅。但在笔者看来,“为何应将选举年龄下调至18岁以下”这样的提问本身是颠倒的框架。焦点更应放在“为何必须维持19岁的选举年龄”上。因为维持19岁选举年龄论,无异于陈旧过时且维护既得利益的主张。
维持19岁选举年龄论的论据可归纳如下。第一,18岁青少年的政治判断能力不足。即这一年龄段依赖父母,未接受过完善的公民教育,缺乏自主判断能力。因此选举结果可能被其草率判断所误导。第二,注意力被选举分散,可能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落伍。在升学地狱的现实中,本该专注学业的年龄却因关心政治而使前途黯淡。第三,学校可能严重政治化。其逻辑是,纯粹的学业场所一旦被政治或意识形态争论染色,教育价值将受到极大损害。
这些主张大体源于把18岁青少年客体化为管教对象的错误意识。首先,对18岁青少年政治判断能力的衡量标准是任意的。若该主张要成立,就必须把过去世代的18岁与当今的18岁作比较,或把我国的18岁与其他国家的18岁作比较。如今的18岁比过去世代政治主体意识强得多,民主政治社会化经验也更为丰富。而且18岁已被赋予就业、担任公职、婚姻、兵役、纳税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偏偏限制选举参与,不仅不合情理,其意图也令人怀疑。并且与其他国家的18岁相比,我国青少年在高等教育获取水平以及在高度信息化环境中成长而具备的信息通信运用能力上都优越得多。尽管如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中,除波兰外只有我国的18岁被限制参与选举,这是一种讽刺。
第二,以升学为武器限制参政的想法本身就很权威主义。升学在我们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升学并非高于参政的价值。而且是否参与选举取决于作为共和国公民的责任感,理应尊重本人的选择。从现实看,完成中等教育后对政治的关心会增强,这转化为参与选举是应当鼓励的事。因此更应警惕过度强调升学问题的居心,以及强迫政治冷漠的非教育性做法。
第三,本质问题不是学校的政治化,而是学校缺乏公民政治教育。美国、德国及英联邦国家都把公民政治教育制度化为学校教育的正规课程。教师利用指南和各种资料开展教学,学生则理解政府与政党的理念和政策。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成长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并选择符合自身价值与偏好的政策与政党。相反,我国的社会教育只为应试和论述而进行,政府还以教育现场所抵制的教科书国定化撕裂社会。英美国家与我国,哪一方更具教育性?与其因担忧学校政治化而阻止选举参与,不如从中小学时期就实施扎实的公民政治教育,这要正确百倍。
总之,维持19岁选举年龄论是无视时代急速变化与青少年社会政治能力的主张。这种主张把青少年限定为社会的被动客体而非主动主体。同时助长青少年的政治冷漠,以怀疑的眼光贬低他们的政治参与。结果一旦附和这种主张,这片土地上的18岁就不是公民而只是考生,只是比过去世代或其他国家的18岁更无能的存在。果真如此吗?身体长大了就该换床,而不该砍掉脚踝。
维持19岁选举年龄论还有两重危险。首先,它由害怕年轻群体投票参与和投票率上升的政党所倡导。本应鼓励选举参与的政党反而加以阻碍并享受既得利益,这是必须纠正的不正常现象。重要的是民主主义和公民参与,而非特定政党的党利党略。其次,它无法将代际利益均衡地反映到选举中。例如在第20届国会选举中,19岁至30多岁选民比例为35.5%,而50至60多岁选民比例为43.4。若逼近超高龄社会,预计50至60多岁选民比例将远超50%。结果,倾诉“地狱朝鲜”悲哀的后代的选择权被压缩,而留下这个世界的既成世代的选择权却持续扩大。因此,为了医治这些不合理,选举年龄18岁的矛盾必须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