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提‘利率’这两个字,一点就通。”
2014年9月,澳大利亚凯恩斯。为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访问当地的时任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炅焕,面对记者关于韩国银行货币政策的提问自信作答。尽管决定基准利率的独立机构金融货币委员会确实存在,市场却押注这位“实权副总理”的发言。事实上韩国银行在次月即10月下调了基准利率。
崔炅焕前副总理接连推出大胆的景气刺激政策。放松财政、下调利率。他不顾反对放宽住房抵押贷款成数(LTV)和总负债偿还比率(DTI)监管,推高房地产景气。但“推土机式领导力”的结局却很惨淡。仅两年时间,“崔氏经济学”就被打上朴槿惠政府失败经济政策的烙印。批评声纷涌而至,称其错失了解决韩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黄金时间,只增加了家庭负债。
韩国在朝鲜战争后仅40多年就实现工业化,背后是政府主导的整齐划一的经济开发。1964年12月目睹德国高速公路的时任总统朴正熙下达指示后仅4年,京釜高速公路便通车;金泳三总统放话“如果秘密泄露,就砍经济副总理李经植和财务部长官洪在馨的脑袋”之后,金融实名制在一夜之间实施。这都是以所谓“推土机式领导力”取得的成果。
然而韩国式“只要做就能成”的领导力正逐渐失去生命力。解放后政治、经济成熟到发达国家水平,过去的领导力已成为再也无法启动韩国新增长引擎的钥匙。
假设在当下修建京釜高速公路,从决定以哪些地区为途经地到环境破坏,各种利害关系相互冲突,很可能连第一铲都挖不下去。利害冲突范围广泛,涉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以及地区、宗教和代际矛盾,这种结构已无法靠过去的强推式领导力解决问题。
专家指出,一刀斩断纠缠不清的“戈尔迪之结”的亚历山大大帝实际上不可能再出现。西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相辰表示:“世界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但许多领导者仍被困在‘英雄式领导力’的框架里,成为成熟社会发展的障碍”,“市民也应摆脱幻想,不要以为会出现骑白马的领导者来化解所有困难”。
韩国的社会矛盾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加高度化,这一点也不容忽视。据现代经济研究院数据,韩国社会矛盾指数为0.66(2013年基准),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值0.51高出0.15个百分点。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场选址问题、岭南圈新机场建设、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部署等都是代表性案例。现代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朴容正解释:“韩国因社会矛盾浪费约30亿美元(约3.6万亿韩元)社会成本”,“若将社会矛盾指数降至OECD平均水平,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可额外提升约0.2个百分点”。
为解决矛盾问题,领导者必须能提出成员们认同的愿景。被评为美国人最喜爱领导者的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在1962年于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难。因为这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挑战,是不愿推迟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前登上月球。”这不仅说服了反对探月的舆论,也为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取胜奠定了基础。POSCO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研究员韩恩锡强调:“领导力应追求创造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未来的愿景,在此过程中领导者必须以真诚(integrity)说服组织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