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定泽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今年决定韩国经济命运的课题,是如何克服去年以来持续的政治混乱以及禽流感(AI)之类的灾难。同样重要的还有对外问题,即以两国集团(G2)风险为代表的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汹涌浪潮。
将于本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人宣布将实施减税并进行1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其结果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负责货币政策的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美联储)上调基准利率,并公布计划今后每年再加息约3次,到2019年将利率提高至3%水平。
像韩国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具有对此类冲击脆弱的结构。据本院分析,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0.25个百分点,就会有3万亿韩元资本从韩国流出。实际上,去年美国市场利率开始上升后,从国内流向海外的资金接近6万亿韩元。
韩元对美元汇率急剧上升,已突破1200韩元,这种不稳定的汇率波动与其说有助于出口,不如说提高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计划的制定变得困难。特朗普表示要将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指定为汇率操纵国,这与美元走强现象相矛盾的政策令人难以把握方向。
美国新政府将实施的通商政策更为危险。特朗普基本上将贸易视为零和游戏,认为为维护美国利益必须让对方作出让让步。内定为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和内定为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的彼得·纳瓦罗也被认为是持相同认识的保护贸易主义人士。因此预计将采取强有力的进口限制措施。
中国是占韩国出口四分之一的重要市场。然而,曾大幅超过10%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已从7%区间降至6%区间,尤其是随着经济结构转向以内需为中心,对华贸易也亮起红灯。传统上韩国向中国出口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中国将其加工成成品后出口至美国等第三国。由于全球贸易萎缩和中国经济政策转型,这种模式已难以继续扩大。
随着中国材料产业的开发,韩国对华出口不仅减少,中国产商品还在其他国家市场上与韩国产品展开竞争。围绕为防御朝鲜核武器而部署高空导弹防御系统(THAAD,萨德)的矛盾,也成为扩大对华贸易的风险因素。
正如“鲸鱼打架,虾米背裂”的俗语所言,美中对立给韩国经济造成的损害也很大。目前中国已就美国未承认其曾承诺的市场经济地位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美国也就中国不当限制小麦、玉米进口提出申诉,而这仅是前哨战。如果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并征收高关税,预计中国也将采取反制报复措施。贸易战一旦全面展开,将打击与两国贸易比重较大的韩国。
G2风险源自大国政治格局变化或政策路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它,但必须制定减少冲击的对策。首先,为降低外汇市场的不确定性,有必要积极扩大货币互换作为安全阀。韩国能够避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契机,就是与美国签订了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
目前韩国与中国签有相当于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与日本一度维持相当于7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但已到期终止。去年与日本达成重启协议后并无进展,应通过积极交涉尽快推进互换协定。
美国原则上只与英国、日本、欧元区(19个使用欧元的国家)等主要国际货币签订互换,因此韩国与美国签订货币互换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在与美国的交涉中提出这一问题。美国将韩国列入汇率观察对象国,并以经常项目顺差为依据,但事实上对经历过外汇危机的韩国而言,有经常项目顺差这一缓冲垫才更稳固。与美国的货币互换可以说是另一个重要的缓冲垫。从这一角度看,也应考虑将货币互换作为应对汇率操纵国相关问题的杠杆加以提出的战略。
其次,应扩大自由贸易协定(FTA)带来的效果,并积极说服贸易伙伴国。韩国是与美国、中国均签署FTA的少数国家之一。通过韩美FTA,在全球贸易放缓趋势中韩国仍保持了对美出口的稳定,美国也取得了减少贸易赤字和增加就业的效果。
特朗普当选人对FTA持保留态度确是事实,但应积极宣传韩美FTA的效果。也应使其了解,韩国投资企业在美国雇用了超过3万5000名劳动者。还应努力使3月15日迎来生效五周年的韩美FTA更具发展性。例如扩大法律等服务市场的灵活性,以此作为国内产业发展和服务贸易扩大的跳板。
生效已满一年的韩中FTA虽有局限,但也取得了贸易品类扩大、中国分省贸易增加等效果。今后有必要努力将韩中FTA的惠益扩大至服务产业和投资领域。应寻求尽快达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等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为因特朗普提出问题而目前停滞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启之时做好必要准备。
最后,应积极展开经济通商外交与交涉活动。无论是经济副总理还是产业部长官,都应走向对外舞台,不仅与美国和中国,也与欧洲、发展中国家的部长会面,传达我方立场并促成扩大合作的方案。必要时代行总统职权者也应亲自出面,进行首脑级对话。作为世界前十位的经济与贸易国家,大韩民国绝不能因国内政治原因而在国际社会的角色上留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