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急剧下降,经过20多年,低生育率已成为国家和社会最严重的问题。预计1名女性一生所生育的平均子女数,1990年为1.59名,2005年降至1.08名。此后2014年回升至1.21名,但仍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的最末位。
对此,青年岗位创造、扩大工作与家庭兼顾支持、改善保育条件、扩大住房支持、减轻教育负担等诸多政策正在实施,可以说能够出台的对策已全部出台。有人指出,所需要的并非新政策,而是在衔接既有对策的同时改善传递体系,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此外,当前在各个领域开展的应对低生育率政策是多部门政策事业的典型,为使其体系化、高效运行,也需要改善统筹的控制塔。
更根本地说,可以提出关于恢复生育率正当性的疑问。对于为生育而苦恼的年轻一代而言,回避生育或许是对其本人合理的选择,为何还要要求他们生育。如果生育与养育是社会所要求的,那么相应的责任与费用就应由社会承担。尤其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迫在眉睫,就应划时代地确保相应预算。
然而仍存疑问的是,即便社会承担生育与养育的经济负担,生育率究竟能否回升。作为低生育率反弹的海外案例,法国或瑞典被认为其成功因素在于长期而全面的家庭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同时社会价值观也被视为重要因素。
近来寒冷广场上烛光的热情,想必会让青年在政治觉醒之外,再一次思考社会连带与普遍价值。女性不是子宫,青年不是造孩子的工具。尽管如此,期待青年将社会连带、普遍价值延伸而提升家庭的价值,难道是荒唐的吗?期待社会与青年进行更多沟通。就从我们的家庭开始。黄圭姬 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首席研究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