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I院长金俊经 韩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和国际竞争力正在下降,社会矛盾则不断加深。最近由于弹劾政局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加重,消费和投资情绪也大幅萎缩。对外方面,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保护贸易主义扩散及美国加息引发的新兴国家金融不安等,预计将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已在最近两年间经历资本迅速外流,人民币汇率贬值及外汇储备减少。考虑到韩国经济对中国的高度依赖,必须留意今后中国经济不安加深将对我国出口和增长构成巨大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首先应集中力量,通过改善体质和强化竞争力,避免低增长格局长期化。一般而言,收入水平提高、产业结构高端化后,制造业就业往往会缩减,但我国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现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制造业就业人数逐渐减少,危机之后却大幅增加,生产率下降。原因之一是全球危机后政府没有清理不良企业,而是以政策金融支持使其苟延残喘。
随着救助政策持续,大企业心存侥幸,产生了“今后经济好转就能赚取巨额利润”的期待。这反而表现为为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增加设备和雇佣的现象。造船业就是典型。就业在2009~2013年增加10万人以上,尤其以承包企业的低技能劳动者为中心增长,直到最近才开始部分减少。
目前我国制造企业自2014年以来营业收入增长率连续三年为负,经营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害。结果,即便在史上最低水平的利率下,连续三年营业利润不足以偿付利息费用的僵尸企业比重,在造船、海运、建设、电气电子、钢铁产业等领域大幅上升。
对不良严重的产业进行结构调整,除债权团的债务重组层面之外,还须伴随通过不良企业经营权重组实现的业务重整,以及为中长期产业高端化进行的资源再配置。造船业结构调整应立足于责任主义和成本最小化原则,在对不良造船企业进行准确尽职调查和对今后中长期前景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推进。在果断缩减失去竞争力的部门的同时,损失应由企业股东、经营者、劳动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分担痛苦,迅速清理不良。同时还应通过研发(R&D)等强化技术竞争力,推动造船业高附加值化。
通过监管改革创造新事业……需要“创造性破坏”的时刻
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成败取决于失业对策也不为过。为了对结构调整过程中被淘汰的人力进行再配置,失业给付和职业培训等社会安全网必须大幅扩充。韩国失业给付与发达国家相比适用对象范围狭窄、保障水平也低,对失业者的收入补助作用有限。此外,全体工薪劳动者中仅63%加入雇佣保险,仍存在广泛的死角地带。
以失业前工资对比失业给付额衡量的失业给付工资替代率约为50%,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的63%。失业给付最长支付期限平均约为7个月,仅为OECD国家平均15个月的一半水平。从中长期视角看,更根本的失业对策是通过有效的职业培训支持失业者再就业,并构建能够应对产业结构变化、使人力资源顺畅流动的体系。为此应积极开发考虑失业者年龄和技术水平的定制型职业培训项目,并在政策上努力提升培训讲师的素质。
为了顺畅地重新配置被困在不良产业等低生产率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必须推进放宽准入监管等监管改革。为使我国经济有效应对信息技术(IT)与既有产业融合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监管改革也十分必要。为此,国会应通过协商合作,迅速通过服务产业发展基本法和监管自由区特别法等尚在搁置的监管相关法案。
结构调整与监管改革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要素。比较1980年代初同一时期发生金融危机的墨西哥与智利的案例可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监管改革的智利生产率提升,增长率在短期内得以恢复。相反,对化解不良问题态度消极的墨西哥导致整体经济生产率下降,进而陷入长期萧条。
造成日本“失去的20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银行对僵尸企业的宽容贷款。分析显示,僵尸企业越增加,其他健康企业的雇佣和投资活动就越减少,日本整体经济的平均生产率也随之下降。利用韩国企业数据进行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最新研究也分析认为,不良企业清理迟延会导致雇佣和投资减少。现在正是重新体味约瑟夫·熊彼特所阐释的“创造性破坏”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