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的地位很可能进一步提升,但中国绝不会在通商、外交政策上作出急剧转变。”
知韩派经济学家、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中坚经济学者,2010年中国政府制定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经济发展规划时,他曾以咨询委员身份参与。他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金融、通商议题上提出精辟观察,是人民日报等中国主要媒体诊断中国经济时经常引用的专家。
近日在位于北京市西北部的人民大学研究室进行的采访中,刘副院长表示:“特朗普当选人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力推的贸易协定启动弃用程序,美国在国际通商舞台上的声音变小的可能性增大。”他同时预测,“但中国政府不会过度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样的对抗方案。”刘副院长将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因素归结为三点:△生产率下降 △供给过剩 △负债过度。他警告说:“中国企业的制造业竞争力不久后可能落后于美国企业”,“如果不阻止企业生产率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可能遭遇大危机。”
-2017年全球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两国集团(G2)美国与中国在经济、贸易等多个领域将呈现怎样的博弈关系。您如何判断?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大多数人未能预料的大事件。他曾表示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其当选可能给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两大支柱的美中关系带来不小变化。但由于他出身成功企业家,也让人颇有期待。企业家出身的战略思维方式,必然会对其治国方向产生积极影响。
-从特朗普当选人在大选后的发言看,多数人预计其就任后针对中国的贸易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包括美中贸易关系在内,美国与世界各国的通商议题最终不可能脱离全球市场格局。仅凭特朗普当选人的独断行为和意志,难以急剧回归强硬的保护贸易主义。构筑保护贸易壁垒的问题最终仍须依循美国国会及相关法案。考虑到国会的反对以及以法治为基础的美式政治、经济体系,实际上很难按照特朗普当选人的竞选承诺展开强硬的保护贸易壁垒。不仅是制度制约,考虑到当前美中之间的紧张状态等,两国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也并不高。美中通商贸易关系已处于过度紧张状态。这种紧张将随全球博弈关系的走向而自然缓解。我认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市场最担忧的回归保护贸易主义的可能性,不会像外界预测的那么严重。
-有观点预计特朗普就任后,美国将在年内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对美国而言,或许会考虑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张牌,但那样一来美国自身反而可能受通胀担忧困扰。高关税会立刻推高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此外,特朗普当选人主张人民币应升值,但人民币升值会使美国制造企业和消费者承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从美国立场看,可以认为中国企业借助中国政府支持与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但从中国立场看,反而可以主张美国高科技企业限制技术出口才是贸易失衡的原因。
-奥巴马政府主导的TPP因特朗普当选人宣布退出,实际上已难以生效。
△中国在全球通商外交舞台上声音进一步增大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我并不认为,如部分人所预期的那样,中国主导的RCEP会加快推进。奥巴马政府强力推动的TPP实际上是用来制衡中国的。随着特朗普当选、TPP被弃用而失去效力的可能性增大,中国已无需勉强推进RCEP这类多边贸易协定。在TPP大概率流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也认为没必要刻意推出对抗方案,因此中国政府今年在RCEP上发力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政府很可能在观察美国应对的同时,在全球通商外交舞台上调节节奏。各国之间的贸易议题通过双边协定解决即可。
刘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中国政府就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申诉,反应强烈。
△市场经济地位只是一种概念性问题。当然,中国对美国认为中国并非依据市场原则决定出口价格或制定贸易政策的判断感到不满,这是事实。但承认与否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能成为两国贸易关系的重大对立要素或矛盾因素。贸易是在两国产生利益时自然形成的。只要贸易能带来收益,无论市场经济地位如何,两国企业间的交易都会如流水般形成。围绕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只是一种逻辑之争。
-全球市场上不少人担忧去年年初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会再度重演。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分为急剧硬着陆和软着陆风险两种。事实上两者都以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危机为前提。但中国学界普遍的观察是,西方视角所看到的那种硬着陆可能性绝不大。
当然,中国经济并非没有痼疾。我个人判断,危机因素有三点:产能过剩问题、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过度负债,以及生产率、企业竞争力下降。煤炭、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以及光伏、风电领域的产能过剩,依然是强力压迫中国经济的因素。可以说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市场经济是过剩经济。由于中国当局坚持依市场原则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但煤炭和钢铁领域的过剩生产可能动摇中国经济全局,因此需要严格的供给改革。
-全球金融市场不断提出地方政府和企业过度负债的问题。
△西方金融市场和学界相比产能过剩,反而对金融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问题更为敏感,但我判断中国的负债议题实际上正在逐步缓解。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中国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的问题由地方政府自行负责解决。事实上,这种解决方式也是避免中国地方政府负债问题扩散到中央政府层面的有效办法。首先,地方城市的负债议题应由地方政府率先解决。当然,部分城市在此过程中可能陷入破产状态,但应视为解决负债议题所必需的过程。企业负债问题,最近政府出面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债转股方式寻求解决方案。
-相比负债和产能过剩,中国企业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似乎并未被特别突出。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因素正是这一生产率下降。曾是全世界工厂的中国,如今因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等,竞争力正逐渐下滑。波士顿咨询集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近来中国的制造成本与美国的制造成本差距已缩小至仅约5%,按此趋势,到2018年反而可能比美国高出2~3%。中国政府为阻止企业竞争力这样下滑,也正全力推动削减成本负担、以技术发展为基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反映劳动生产率,还综合反映劳动者业务能力、资本投资金额、技术水平等的生产效率数值)。单靠降低制造成本已无法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实现中国经济生产率提高,将成为中国当局今年克服经济放缓的最大课题。实际上,中国当局计划将从1996年的53%下降到近期48%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到2020年提升至60%。把中国制造业提升到德国水平的“制造2025”政策,也是这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的一部分。
-全球金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不稳和外汇外流加速的担忧正在加大。
△近期人民币贬值速度较快是事实。不过细看背景就会发现有充分理由。首先,美元走强导致全球货币相对价值下跌。此外,中国因“一带一路”(陆海丝绸之路)等扩大海外投资政策,美元需求持续增加,这也产生了影响。近来中国企业海外企业并购(M&A)激增等因素叠加,令人民币价值下跌,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相对稳定。外汇储备虽呈下降趋势,但并非会立即威胁中国经济的风险因素。外汇外流压迫中国经济之时,应是目前超过3万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骤减至2万亿美元之时。/北京=洪炳文特派记者 hb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