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30 | 오현환 기자

[读经典看世界] 争心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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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越复杂、越发展,纷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原始时代发生纷争的可能性较小,即便发生,也可通过贤者的调解解决。进入历史时代后,人们不愿听取他人意见,各自把自己的意志和判断看得最重。由此,纷争往往演变为战争那样的物理冲突。为了阻止这种局面,人们开始考虑制定法律——虽不像现代法律那样体系化和复杂,但作为彼此应当遵守的规范。公元前536年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也想把人们约定遵守的事项一旦违背将受何种处罚成文化。他决定不以纸张形式颁布约定与处罚内容,而是铸在大鼎上公开。为什么偏偏刻在钟上呢?当然,当时纸张尚未发明,而且自古以来就有把重要事实刻在钟上的惯例。刻在钟上不仅有权威,而且任何人都无法更改或篡改其内容。

《春秋左氏传》把子产的这一政策称为铸刑书事件。意思是把刑罚条款刻写在钟上,让任何人都能看到。从今天的角度看,铸刑书无疑是准确读出历史车轮向前滚动趋势的举措,可谓进步之举。但当时在齐国被称为贤者的叔向,以及在鲁国声名远扬的孔子想法不同。他们预料铸刑书一旦公开,将产生子产未曾预见的社会现象,明确表示反对。叔向反驳的要点如下。第一,过去由贤者根据事情轻重予以处罚,并不客观地固定罪行与刑期。铸刑书中规定了何种犯罪判几年徒刑,意味着无法充分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形。第二,贤者推行的是以道德为主而非以处罚为主的政治。无论如何强化处罚都无法根除犯罪,因此主张法律绝非万能。第三,铸刑书一旦公开,人犯罪后不会承认自己有错,而是争辩自己是否有错,并从铸刑书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千方百计侥幸逃避法网以达成己意(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侥幸以成之)。简而言之,可称为争心徵书的现象。

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叔向的主张可视为贤者或统治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尝试。此外也可以说,他忽视了即便法律无法完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仍能保护那些除法律之外无处申诉的人这一面。叔向的政治立场明显具有时代局限,但有一种现象他预测得十分准确。正如第三点所言,有了法律,人们不仅会把本不该诉诸法律的事也交给法律,而且即便犯罪事实明确无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处罚。有了法律,就会出现道德良心与理性判断不受尊重的情形。

看当前的干政事件,嫌疑人起初说“引起风波很抱歉”,可一旦国政调查或特别检察官的侦查开始,一触及可能认定其嫌疑的事项,便都反复说“不知道”“记不起来”。以那样薄弱的记忆力,是否能运营要求重大责任与高度专业性的国政,令人生疑。恐怕嫌疑人是为了尽量少说可能招致责任的话以逃避处罚,即便受罚也只承担最低限度的责任,而在进行争心徵书。在现代法律中,争心徵书不能说是坏事,可视为防卫自身的合理策略。但若把一个国家的社会体系退回过去,不坦然表明自己的想法,而企图躲进法律的保护网,那反而证明自己没有运营国政的能力与责任感。申正根 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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