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8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亲日的养分,朝鲜土地改良令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整治水田旱田、提供资金支持、扩充水利设施、奖励养蚕与棉花增产。”这是朝鲜总督府通过1927年12月28日官报公布的朝鲜土地改良令的核心内容。由55条构成的土地改良令是1921年开始的产米增殖计划的延续。日本帝国出于三个理由推动朝鲜的农业开发。基本上,其背后是从殖民地获取原料并送往本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

第二是日本国内供需不稳。伴随明治维新推行农业改革,取得了满足国内需求乃至少量出口的成果。但从1910年代中后期起,已无法承受人口激增之势。第三,因大米引发了大规模骚动。1918年7月,日本富山县鱼津港有300多名主妇采取集体行动。主妇们随即被警察驱散,但火种蔓延至日本全境,到9月初扩大为累计200万人参与的“米骚动(民众起义)”。烧毁米谷批发商店铺369处的起义在寒风吹起后平息,却留下内阁垮台等余波。

粮食增产变得迫在眉睫的日本帝国把目光转向朝鲜和台湾。朝鲜的产米增产计划未见成效,于是作为综合对策出台了1927年的朝鲜土地改良令。包含低息资金融资的土地改良令,为因水利组合费负担过重而停滞不前的产米增殖计划点了火。以10年为目标推进的土地改良事业,在日本国内因米价暴跌爆发农业恐慌的1934年中断,但取得了表面上的成果。

土地改良令启动的1927年,朝鲜大米产量为1885万石,到1935年增至2175万石。在整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达到顶点的1937年,大米产量达2680万石。日本政界人士动辄主张“殖民统治使韩国得到了发展”,其依据之一正是朝鲜农业产量的增加。在李明博、朴槿惠政权期间声音明显高涨的韩国国内新右派学者所强调的“殖民地近代化论”,依据也在此。

日本帝国的农业政策果真让朝鲜富足了吗?并非如此。统计会说明一切。翻开忠南大学名誉教授许粹烈的著作《没有开发的开发——日本统治下朝鲜经济开发的现象与本质》。1926年对日大米输出为543万石,到1938年增至1033万石,流向日本的大米超过了增产部分。据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姜万吉的著作《韩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朝鲜大米占日本从海外输入大米的60%~70%。

大米产量增加了,朝鲜民众却反而挨饿。日韩合并后不久的1911年,朝鲜人人均年度米谷消费量为0.78石,到1934年反而减少到0.37石,原因也在于送往日本的大米超过了产量增加部分。相反,原本人均年食0.7石大米的日本人,米谷消费增加到1.1石。把眼前的大米交给日本的朝鲜人,只能靠满洲产杂粮勉强填饱肚子。

也有人主张日本并非掠夺大米,而是付钱买走,但连那份利益也归了日本人。据许粹烈教授所述,日本统治时期大米产量增加52%。然而增加部分的83.4%被进入朝鲜的日本地主拿走。仅占朝鲜全体农业人口0.3%的日本人独占了产米增产的果实。当然,也不乏分得部分果实的朝鲜地主。这成了毒。尝到开发甜头的朝鲜地主大多欢迎殖民统治。日本帝国的“朝鲜农业开发”可谓给“结构性亲日”这一民族史上的癌块提供了养分。

相反,农民的生活更加凋敝。日本帝国以地主为中心的农业政策、水利组合运营与1934年以后日本的农业恐慌叠加,朝鲜人小规模自耕农崩塌。中小自耕农大批沦为佃农。经过1930年代,佃农激增两倍以上。世界上找不到先例的农民分解,正是日本帝国农业政策的结果。情况愈发恶化。日本帝国陷入中日战争泥潭之际又对美国、英国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连大米输出也变成了强制征缴,连按“公定价格”计算的收购款也被以“强制储蓄”和“递信简易保险”的名义再次夺走。

未能看到祖国解放便闭上眼睛的大邱出身抵抗诗人李相和,在1926年的《被夺走的原野上春天也会来吗》中吟诵道。“如今是他人的土地——被夺走的原野上春天也会来吗?//我全身承受阳光/朝着蓝天与绿野相接之处,/沿着如分发线般的田埂小路,如行梦中般只是走着。//……(中略)……把锄头交到我手上吧。/这如丰满乳房般柔软的泥土/我要踩到脚踝发酸,也想流一身好汗。//像来到江边的孩子,/不知空隙也没有尽头地奔跑的我的灵魂啊,/你在寻找什么,要去哪里,可笑啊,回答我吧。//我全身带着青草气,/在绿色的笑与绿色的悲伤交织之间,/瘸着腿走过一天。大概是春天的神灵附体了吧。//然而如今——原野被夺走,连春天也要被夺走了。”

抵抗诗人的预见力如其语言一样锐利,撼动心灵。流汗改良了农地,但在“被夺走的原野”上并没有“朝鲜人经济”。只存在殖民地经济而已。想问一句:为日本人和少数朝鲜大股东服务的“朝鲜经济”,是“朝鲜人经济”吗?朝鲜土地改良令的幽灵至今仍在我们周围徘徊。亲日的根,实在深而韧。

/论说委员兼资深记者 hongw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