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是哪一个?韩国?不是。答案是苏联。从1920年代中期到世界经济饱受大萧条折磨的193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一直保持年均2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即便以1960年代为基准,创造增长奇迹的国家也不是韩国,而是另有其人:日本。1960年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0.3%,高于韩国1962~1971年年均9.3%的增长率。
以帮助日本战后复兴的朝鲜战争为开端的1950年代,日本平均增长率也是9.3%。当时如日本那样刚踏入发达国家门槛的国家能在十年间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在整个世界经济史上都绝无前例。实现惊人经济复兴的主角是首相池田勇人。他被视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届共62位首相中最出色的一位。
池田是怎样的Saramin?曾任通产省官僚、后以作家身份活动并出任经济企划厅长官(1998~2000)的堺屋太一,在其著作《引领日本的12个人物》中收入了池田。从圣德太子到占领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影响日本历史的12人中,以首相身份入选的只有池田。池田被人们记住的原因,在于他的经济成绩。
池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12月27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这一计划,其蓝图当时相信的人并不多。人们把十年内让国民收入翻一番的计划本身视为政治口号。因反对与美国缔结安保条约的安保斗争而下台的岸内阁之后登场的池田内阁,被认为只是想把国民的注意力从安保议题转向经济的应景口号。
被认为不可能的目标,比计划提前3年成为现实。仅7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就从13亿日元增至26亿日元。到最初目标年1970年的十年间,日本经济扩大了约2.6倍。内容也很扎实。除收入增长外,还一并收获了农村结构改革等多方面成效。配合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包括新干线在内的各类社会基础设施也大幅扩充。
国民生活也得到改善。超越黑白电视机、电动洗衣机和冰箱的普及,家家户户开始拥有彩色电视机、空调和汽车。1960年日本的乘用车为44万辆,到1970年增至678万辆,增长逾15倍。国民的基本认知也发生变化。战败的记忆彻底消失,取代激烈的左右翼意识形态对立和对政治的投入,经济成为关注焦点。日本人高呼“GNP”和“增长”。据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武田晴人的著作《高度增长》记载,“增长”一词挤掉“经济发展”一词并被普遍使用,也是从这时开始。
池田内阁为实现收入倍增,重点推进了四项课题:产业结构改善、资本市场与贸易开放、住房供给与社会福利扩大、中小企业培育。基于重点产业重化工业若要在世界市场立足就需要能生产精密零部件的中小企业这一认识,政府推出了强有力的中小企业培育政策。在采取急速增长政策的同时,也顾及福利与分配。失业保险、健康保险、厚生保险等都是这一时期设立的。
访问法国时曾被戴高乐总统称为“晶体管销售员”,可见池田何等致力于出口和经济活跃,但他个人却被病魔缠身。在首相任上他也败给了癌症。据传1964年他患喉癌时曾说“日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今后的副作用才是问题”,比起自己更担心国家。他住院期间出席了东京奥运会,随奥运会闭幕而辞职,因癌症扩散于次年1965年8月去世。池田去世后,日本这列火车仍在飞驰,到目标年1970年已稳固确立为世界贸易强者。日本人称这一时期为“神武(传说中日本第一位国王)以来最大景气”。
池田的收入倍增计划跨越了海洋。韩国的开发独裁与中国开放、开发模式的原型,都是池田式的“追赶(catch-up)”战略。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增长主导论早已被废弃。为收入倍增计划提供理论基础并主导制定该计划的经济学家、日本开发银行理事下村治,从日本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1980年代初起,转向了甘愿接受零(0)增长的均衡发展论。他在著作《日本经济的节制》(1981)中强调,与其不均衡地增长,不如干脆零增长。
韩国则完全不同。对高速增长扭曲神话的怀念强烈,增长优先论根基也深。即便大量分析指出韩国无法像日本那样迅速追赶发达国家,认知却毫无动摇。日本从国民收入1万美元升至超过4万美元用了14年。1995年突破1万美元线的韩国,15年后才勉强站稳2万美元区间。仅从外部条件看,池田内阁有运气相助。最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形势良好。1960年代初期着眼于经济开发的国家,没有一个没有取得成果。
虽然韩日两国的经济环境分别深受外汇危机(IMF事态)和广场协议导致的汇率变动影响,但韩国经济究竟有多大推动力仍是疑问。是关注收入的时候了。池田的收入倍增论也源自薪资倍增论。担任无任所大臣时提出“工资翻倍论”而遭财界集中炮火的池田,就任首相后把这一信念发展为收入倍增论,引领了日本的增长。
在韩国,会出现主张“提高工资”的部长、政治家吗?如果眼下难以提高绝对收入,至少收入水平应当提高,但私教育费和房地产横亘其间,令人憋闷。前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炅焕上任后不久曾强调“现在是该放弃对高增长的执念的时候了”“将推进以收入为中心的增长”,却没有落实任何政策。相反,鼓励举债买房的房地产刺激政策只是推高了房价和全租(jeonse)价格。朴槿惠政府四年,不仅收入,连收入水平的提升都更加无从期待。
韩国继承的池田式经济发展战略的副作用不止于此。被称为“日本特有的不成文命令”的“行政指导”,也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化的。据名著《日本的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作者、加州大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2010年去世)所述,在日本公务员社会中暗中进行的“行政指导”,自1962年起开始正式出现在文件中。韩国任命制公务员的“行政指导”已大量消失,但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想要凌驾于民间之上的“霸道本能”依然存在。毕竟扭着财阀的胳膊设立各种基金会的做法,就发生在21世纪的韩国。
日本与韩国还有一点不同:领导者及其亲信的素质和对人生的态度。据堺屋太一的《引领日本的12个人物》记载,池田从官僚时期起,即便媒体出于趣味把他的发言改述,他也不发火。他就是如此看重沟通。作为首相,他把“宽容与忍耐”作为口号,甚至被说成“低姿态首相”。当然,他也具备自行制定并评估政策的眼光。
亲信也是如此。池田的收入倍增计划得到许多人帮助,但两人格外突出:下村治和田村敏雄。两人都出身官僚,但性格倾向截然不同。下村是醉心于凯恩斯学派的官僚出身学者,而田村虽出身官僚,却是浸润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幕僚。能把性格相反的两人凝聚在一起,池田的领导力固然出众,而制定并执行收入倍增计划的两位头号功臣幕僚的处世之道,也长久为人所敬仰。
田村虽管理池田的选举资金,却私下分文未动。有人劝他走到政治前台,他发火拒绝。收入只有薄薪的兼职讲师工资,遗产除了书别无他物。下村同样没有围绕在池田身边打转。身为核心幕僚,他却回避与池田私下会面,以至两人连一张合影都没有。让国家富强的收入倍增计划主角们就是这样。
我们又如何呢?比56年前的日本究竟好在哪里……独自用餐、看电视剧、不与外界沟通的总统,狐假虎威的亲信,以及被国民指责的公职人员。连想在有力总统候选人面前留个好印象的教授们,处处腐烂。发达国家不是用美元来标示的。有为国家献身、把私利私欲视为耻辱的精英的国家,才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里精英辛苦,落后国家里国民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