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正面临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对外,在结构性长期萧条之中,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取向相反,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扩大。对内,人口断崖、劳动市场效率下降、家庭负债加重、收入不均扩大、主力产业增长动能减弱、实物投资趋于成熟、结构调整迟缓等因素使增长动力严重削弱。结果,有分析认为,直到2000年代初期还处于5%出头的韩国增长潜力,已降至3%出头。
为克服这种“完美风暴”,我们可以动用哪些政策工具?首先,有必要在前线部署扩张性财政政策。因为投入财政是打开突破口最直接的手段。所幸韩国国家债务约为GDP的40%,与其他国家相比在稳健性方面仍有余地,近期财政收支也在改善。不过这次不应只考虑支出端,还要从税式支出预算的视角对收入端格外用心。因为这是在维持财政稳健的同时能够引导经济主体发生变化的十分有效的工具。
其次,应把韩国银行的信用政策布置在后备线。韩国银行法第28条规定了金融货币委员会对货币信用政策的审议、决议权限。此前我们似乎只在货币政策上费心,而对如何运用信用政策兴趣不大。这大概是因为还记得经济开发初期实施的票据再贴现等带来的弊端。但如今利率的传导渠道减弱,以利率为中心的货币政策效用正在瓦解。在新型货币政策出现之前,需要多样的信用政策予以补充。例如,可以提出将以转贷(On-lending)方式运作25万亿韩元的金融中介支援贷款大幅扩大到50万亿韩元以上,并大幅增加银行间竞争激励,从而进一步提高制度实效性的方案。
最后,作为承载这些财源的制度性装置,不妨将俗称“一次性法”的企业活力提升特别法扩大改编后加以运用。该法原本是借鉴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强化法制定的,但在若干方面需要完善。首先,应把法律支援对象由局限于产能过剩行业,扩大为像日本那样按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及停滞期等生命周期,为相应企业提供多样的定制化支援。这将大大有助于韩国产业更迅速地向面向未来的结构革新。不过在实施过程中应设置更加透明的安全装置以确保支援的公正性,并为形成强有力的推进力,有必要研究将该法的主管部门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移交至韩国企划财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