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3 | By Jennifer Reingold

2016最具影响力女性领袖 ¦ 消失的女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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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6年12月号。</b></font>

<b>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财富》500强企业中的女性CEO人数依然微乎其微。许多女性CEO无法获得再次出任的机会,被困在企业的“炼狱(Purgatory)”之中。为什么企业至今仍未充分利用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女性人才?</b>

芮妮·詹姆斯(Renee James)拥有一份与最高经营者相称的履历。她从产品经理一路晋升为英特尔总裁,在多个部门担任经营与支持职务,积累了无数经历。她是半导体行业首屈一指的女性企业家,曾在2014年《财富》评选的“最具影响力女性领袖(Most Powerful Women,以下简称MPW)”榜单中位列第21位。詹姆斯曾是接替英特尔CEO保罗·欧德宁(Paul Otellini)的两名内部候选人之一。她与布赖恩·科兹安尼奇(Brian Krzanich)曾提出共同领导公司这一极为罕见的方案,但最终科兹安尼奇被任命为CEO。两年后的2015年7月,詹姆斯宣布“为出任外部公司CEO,将于明年1月离开公司”。

基于这样的背景,人们或许会认为詹姆斯(52岁)很快就会被其他大企业挖去做CEO。但她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困境(Catch-22)”:企业董事会以她没有CEO经验为理由,对聘用她犹豫不决。詹姆斯坦言:“我曾是一家非常庞大企业的总裁,比任何企业都大。然而人们仍然说我是‘没有CEO经验的新手’。你知道有多少人这么说吗?实在是太过分了。”

今年初,詹姆斯出任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全球电信·媒体·技术部门首席运营官(COO)。这是有实权的职位,薪酬也非常高,她自己也很满意。但这类职位通常是那些已进入职业生涯下坡、不再追求雄心目标的退休CEO所去的地方,与詹姆斯相距甚远。她性格活跃且极为进取,同时兼任花旗、甲骨文等主要企业的董事会成员。

2000年至2015年间,有126名女性从《财富》MPW榜单上消失。当然,其中约30人是出于本人意愿退休,或已超过65岁、年龄偏大而难以成为大企业CEO。4人患病或已离世。16人是因为被职级更高的其他女性取代而落榜,如今仍在做同样的工作。其他人则转向小型初创企业、私募基金和非营利组织,或作为董事会董事从事兼职工作。仅有12人跳槽成为大企业主要经营层。目前仍坚守非上市或上市公司CEO职位的只有8人。这意味着,尽管她们在大企业积累了出色的经历,而且如今仍处于可以旺盛工作的年龄段,但登上《财富》榜单的所有女性中,只有13%担任着上市大企业的另一项主要职务。

即便是成功实现职场终极目标“成为CEO”的人,也表示再做一次CEO很难。自2004年以来,《财富》500强企业的50多名女性CEO中,只有2人——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和苏珊·卡梅伦(Susan Cameron)——转任其他《财富》500强企业的CEO。惠特曼从eBay跳到惠普。卡梅伦则被任命为她过去工作过的雷诺兹美国(Reynolds American)CEO而重返老东家(第三位可算上卡罗尔·巴茨(Carol Bartz)。她在担任《财富》1000强企业欧特克(Autodesk)CEO之后,转任雅虎CEO)。那么,你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许多在《财富》500强企业多次出任CEO的男性。猎头公司史宾沙(Spencer Stuart)的统计数据或许有助于理解。同期在压力下离职的93名男性CEO中,有5人重返其他上市公司出任CEO。相反,被迫下台的5名女性CEO中,重返者为零。

CEO职位极为有限这一简单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无论男女,获得CEO职位都非常困难。由于企业更加全力投入内部接班安排,外部人士被引进担任CEO堪比中彩票般的幸运:据史宾沙统计,去年新任CEO中只有10%来自外部。也就是说,无论男女,在原属公司未能升任CEO的人,要在别处登上CEO之位难如“摘天上的星星”。但仅凭职位不足的“稀缺性”,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财富》500强企业CEO中只有24人、也就是4.8%为女性这一事实(该比例两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过去10年间仅略有上升)。

写这样的报道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财富》长期以来支持企业内女性的成长,实际上也确有进步。登上MPW榜单的女性们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了不起。女性CEO们按市值计管理着1.1万亿美元。她们经营着从国防产业到IT以及消费品等各领域的产业,做出影响数百万人生活的决定。她们的领域不断扩大,从企业董事会、最高经营层、公共部门,甚至延伸到白宫(自由世界的最高负责人美国总统看来也将由女性出任(*译注:本文写于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尽管如此,那么多在高层经营岗位积累数十年经验、处于职业生涯顶点的女性明星经营者未能升任CEO,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她们正处于业务能力的最佳时期,若不能充分发挥自身能力,这也是错误的。至少,在波动性与颠覆性创新甚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当下,大企业正在损失大量顶尖人才。在史宾沙统筹北美地区CEO实践与董事会实践研究的吉姆·西特林(Jim Citrin)也强调,这是“巨大的人才损失”。

女性CEO人数太少,以致新增一名女性CEO就会使整体统计数据大幅变化,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不追究问题所在。今年为什么那么多女性CEO——那些不断证明自身能力的女性——正从美国商界消失?

答案在于“玻璃悬崖(Glass Cliff)”。这个说法让人想到湿滑且威胁生命的危险:登上顶峰需要数十年,而坠落只需几周。这是2004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米歇尔·瑞安(Michelle Ryan)和亚历克斯·哈斯拉姆(Alex Haslam)教授创造的新词,意指女性更有可能接到状况不佳或陷入危机企业的CEO职位邀约。男性视这类职位为极高风险,而女性则判断证明自身魄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承担最艰难的“任务”。埃克塞特大学社会与组织心理学教授瑞安指出:“女性CEO的任期,一句话说就是不稳定。”

最具典型性的近期案例是雅虎CEO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艰难的任期(后文将更多提及她)。“玻璃悬崖”似乎并不局限于企业。不妨关注一下在令世界震惊的脱欧公投之后,特雷莎·梅(Theresa May)突然崛起出任英国首相这一事实。公投后,那些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男性政治人物拒绝了解决这场混乱余波的机会。

新的研究支持这一理论。犹他州立大学教授艾莉森·库克(Alison Cook)和克里斯蒂·格拉斯(Christy Glass)调查了2014年《财富》500强企业的全部50名女性CEO。她们发现,42%的女性CEO是在危机时刻被任命的。相比之下,同期在类似环境下被任命的男性CEO仅为22%。此外,这些女性在起步时拥有的权限更少。升任CEO的女性中只有13%被指定为董事会主席,而男性这一比例高达50%。

女性CEO比男性更有可能承受压力,这也是事实。据普华永道(PwC)的研究调查,2003年至2013年间,38%的女性CEO被赶下台,而男性这一比例仅为27%。史宾沙分析了2004年至今所有辞职CEO的任期,发现他们就任时的平均年龄非常接近——女性50岁,男性52岁——但平均在任时间男性为9年、女性为7年,女性短得多。

库克表示:“女性在危机时更有可能获得晋升。因此她们会承受更多压力。如果企业未能起死回生,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译注:接受与自身信念一致的信息、忽视与信念不一致信息的倾向)就会随之而来”:即女性能力不足、她们做不到之类的说法。正如前英特尔总裁詹姆斯所说:“作为女性,你是先驱。要么抵达应许之地,要么死去。”

由于感到必须证明自身能力的压力,女性常常主动请缨承担最艰难的工作,这一处境相当矛盾。结果,女性获得更容易取得成功的“拥有全权的CEO”职位的可能性岂不是反而降低了?当笔者向过去25年在宝洁(Proctor &amp; Gamble)一路高升的梅尔·希利(Mel Healey)提到“玻璃悬崖”时,她意味深长地笑了。在CEO职位被戴维·泰勒(David Taylor)夺走之前,她掌管着规模320亿美元的北美事业部。她坦言:“我的职业生涯中好像没有哪个岗位是不需要企业起死回生的。从第一天起我就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女性高管若接受这种挑战并取得成功,就会被贴上“危机专家”的称号。这也可以被解读为,这些女性的经营能力可能不适合正常运转的企业。萨莉·克劳切克(Sallie Krawcheck)是少数在大企业之外还多次以危机专家身份活跃的女性之一。在出任桑福德·伯恩斯坦(Sanford Bernstein)CEO之后,她转投花旗集团。在那里她起初领导美邦(Smith Barney),后来被任命为母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被解职之后,她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负责美林(Merrill Lynch)资产管理事业部。克劳切克这样解释:“我大概三次站在玻璃悬崖上。因为我有让不良企业起死回生的专家名声,所以只接到这类工作邀约。我也曾问过人事负责人:‘你们也要提同样的邀约吧?’”

除了这些压力之外,让所有CEO更加艰难的“股东行动主义”也在增加。正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里商学院(Carey School of Business)的新研究所显示的,对女性经营者而言更是如此。据这份正在为出版而深入审议的研究资料,大企业女性CEO在某一时点与股东行动主义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为27%。相反,男性CEO的这一可能性不到1%。

(几乎以男性为主的)行动主义者是否认为女性CEO更容易在压力下屈服?抑或他们是在精准瞄准那些已在衰落、因而女性更有可能成为CEO的企业?过去两年间,行动主义者明确锁定的企业包括杜邦(在艾伦·库尔曼(Ellen Kullman)于2015年突然辞职之前由她负责经营)、亿滋(由艾琳·罗森菲尔德(Irene Rosenfeld)领导),以及百事可乐(CEO为卢英德(Indra Nooyi))等。

本文并不是要主张女性CEO不会因为与男性相同的理由而失败,也不是说所有面临“玻璃悬崖”的女性经营者都会坠落。今年登上MPW榜首的玛丽·博拉(Mary Barra)就是在极小的可能性之下书写成功神话的代表案例。在她2014年1月登上CEO之位数天后,通用汽车宣布了致命的260万辆大规模召回。尽管如此,得益于博拉冷静的领导力和承认失误的姿态,通用汽车得以稳定下来并实现创纪录的利润。也有外部CEO的成功故事。历经孩之宝(Hasbro)和惠普后转投eBay的梅格·惠特曼,以及在多个行业能力获得广泛认可的Ulta Beauty CEO玛丽·狄龙(Mary Dillon)等都是代表案例。曾任麦当劳全球首席营销官和美国蜂窝(U.S. Cellular)CEO的狄龙,在Ulta取得了优于几乎所有竞争零售企业的业绩。显然,一部分女性CEO正在玻璃悬崖上存活下来。但玻璃悬崖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女性CEO还会被套上双重标准。当然并不总是负面的。媒体(《财富》也无法免责)偏爱新面孔和超出预期的故事。女性经营者如果特别年轻且有魅力,将比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的白人秃头会员获得多得多的媒体关注。曾被《财富》2002年以“最后的良心分析师”为封面故事报道的克劳切克说过:“如果我们没有采取与华尔街不同的策略,就不会出现在《财富》封面上。就算我是耳朵里长毛的中年男性,结果也是一样。”

正面关注更容易凝聚能量、吸引投资者。但反过来想,也意味着女性受到过度的聚光。玛丽莎·梅耶尔就是一例。她是《财富》三年内两度以封面故事报道的“取之不尽”的魅力载体(梅耶尔年轻,在担任最高经营者期间生育,像名人一样穿设计师品牌服装)。但她只是雅虎——早已丧失存在理由——在过去5年尝试起死回生期间担任经营的5位CEO中的第5人。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弱者挑战的故事,所有人都支持弱者。至少在她搞砸之前是如此。

由于雅虎将以“仅仅”48亿美元被出售,可以说梅耶尔是失败的经营者。她的失败并不比前任们更好或更糟;她制定了战略,却未能把公司和客户凝聚为一体。但无论在上升期还是下滑期,她所获得的关注相较雅虎的规模与重要性都过于夸张。

梅耶尔是否会、或是否应该转任其他大企业CEO,目前尚不明确。从过去的案例看,她似乎不会如此。不妨看看2014年从榜单上消失的13名女性。其中一位,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rcher Daniels Midland)的帕特·沃兹(Pat Woertz)已退休。另有四人留在原公司,但因其他女性上榜而被挤出排名。在40多岁或50多岁的其余女性中,香奈儿前CEO莫琳·希凯(Maureen Chiquet)今年1月也离开了公司,但至今没有什么动向。英特尔的詹姆斯、宝洁亚洲事业部前负责人黛布·亨雷塔(Deb Henretta),以及前宝洁最高经营者梅尔·希利(Mel Healey)都在私募基金或咨询公司工作。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前副总裁盖尔·布德罗(Gail Boudreaux)已退出一线,等待“竞业禁止(Noncompete)”条款期限届满。吉赛尔·鲁伊斯(Gisel Ruiz)被挤出沃尔玛经营层,目前负责全球事业部的人事工作。

曾任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北美事业部负责人的迪尔德丽·康奈利(Deirdre Connelly)于2015年离开公司,如今在梅西百货董事会占有一席。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前副会长、Drugstore.com CEO唐·莱波尔(Dawn Lepore)指出:“很多情况下,女性似乎得不到‘吃香的’CEO职位。即便做出了成功的成果,女性也得不到与男性完全相同的评价。因此很难登上其他高层职位。”

假设你没能成为现所属企业的CEO。那么会怎样?正如芮妮·詹姆斯的经历所显示的,即便是英特尔这样知名企业的CEO人选,要转任其他企业的CEO也不容易。史宾沙的西特林以一种韦恩图(Venn Diagram)(*译注:以图示方式表现逻辑关系或条件式等的方法)来说明CEO遴选过程。他主张,成功的候选人必须同时落在“能力、可信度以及带领他人的能力(attractability)”这三个圆圈之内。对已经登上CEO等高管职位的女性而言,能力不是大问题,她们的履历足以证明能力。带领他人的能力——说服一位高管接下该职位的能力——同样不是问题。但在可信度上,女性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大多数女性此前没有担任CEO的经验。这或许正是目前约80%的女性CEO是从内部擢升的原因。

数十年间领导宝洁部分最复杂事业部的希利说,离开公司后她接到过一通电话。但那不是CEO邀约的电话。她解释说:“那是高管级别的职位,不是大企业CEO的职位。”希利目前从事领导力咨询业务。巴茨同样接到过邀约,但她说只有在自己身处CEO之位时才有人联系。她指出:“当CEO的时候,我每周都接到电话。但接到这类电话的女性并不多。那是董事会规避责任的方式(*译注:可以借此辩解说曾努力引进女性CEO,但对方拒绝了)。”巴茨解释说:“在不同大企业反复出任CEO的女性只有我和惠特曼2人。而且那也只有在把失败和承担风险视为自然过程一部分的IT企业才成为可能。”

不妨把这些女性的经历与2000年时竞逐通用电气杰克·韦尔奇接班人的3名男性作对照。在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被任命为CEO之后,剩下的罗伯特·纳德利(Robert Nardelli)和詹姆斯·麦克纳尼(James McNerney)这2名高管,成了美国最想招揽的CEO人选。纳德利迅速落脚出任家得宝(Home Depot)CEO(7年后他被赶走,转投克莱斯勒,一直任职到公司破产)。麦克纳尼登上3M的CEO,后来跳到波音并取得出色业绩。

因压力而离开公司的男性CEO当然也处境艰难。但恐怕没有那么艰难。2010年因被指违反与性骚扰丑闻相关的规定(赫德否认有过错)而被赶走的惠普CEO马克·赫德(Mark Hurd),与身为女性的萨弗拉·卡茨(Safra Catz)一起出任甲骨文联席CEO。而在压力下离开公司的女性中,没有一人登上大企业CEO之位。

女性未能成为CEO还有另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许多女性自己放弃了竞争。一部分女性厌倦了压力,不愿为永远不会实现的大笔赚钱机会(Brass Ring)而拼命工作。另一些人则因疾病或家庭相关事务等可以理解的状况而放弃。2011年把Drugstore.com出售给沃尔格林(Walgreens)的莱波尔,判断留在西雅图是对孩子最好的决定。她说:“要成为出色的CEO,必须事事操心。男性似乎会把个人生活设计成能让自己疯狂专注于工作的周边环境和条件。没有人要求他们照顾年老的父母,或关心学习能力落后的孩子。”

莱波尔的话有其道理。正如诺华美国法人代表克里斯蒂·肖(Christi Shaw)今年5月为帮助姐妹抗癌而辞职。你最后一次听到男性CEO为照顾患病亲属而辞去职位是什么时候?掌管宝洁亚洲的亨雷塔,因母亲罹患癌症四期而痛苦,请求调回美国。她坚守岗位至2014年后离开公司。原因是成为CEO的可能性已明确消失,且母亲病情恶化。亨雷塔没有追逐CEO职位,而是与母亲共度了最后几个月。她至今不后悔那个决定。

目前她担任一家名为SSA &amp; CO的咨询公司的顾问。她说自己享受现在的工作。但如果有不错的CEO邀约上门,她会怎么做?她说:“如果在我能充满热情工作的行业收到完美的聘用邀约,我不会拒绝。我曾完全承担损益(P&amp;L)责任,也掌管过200亿美元规模的公司。如果能重新找到喜欢的工作,我肯定会考虑。”

其他女性则承受着不断的压力担任CEO一职。表示若有可能性就会考虑的希利指出:“我们女性是否强韧到足以成为CEO?是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想继续担任CEO角色’。男性不会对自己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以那种方式受到检验。”曾任麦当劳美国总部CEO的简·菲尔兹(Jan Fields)说得更为直白:“有时女性会说‘这种事没必要做’。因为已经赚了很多钱,就会说‘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结果,她们走上了自己的路。克劳切克最近创办了面向女性的投资平台公司Ellevest。她坦言:“这就像同一部电影看两遍之后就不想再看的那种想法。我唯一放弃的,是为了成为CEO而工作、在大办公室里赚钱这件事。”

事实上,工作久了,钱就不再是大问题。帕特·柯伦(Pat Curran)也是如此。她1983年在沃尔玛从销售宠物的计时工做起,当时是为了赚钱上护理学校。此后25年努力工作,使她一路升至统管门店运营的副总裁。她的职业生涯一路上行,2005年还登上了《财富》MPW榜单。

这样的她在2009年、45岁时放弃了一切,令同事高管们大为惊讶。柯伦说:“我想用服务与分享来填满我人生的第二幕。我曾思考,能否在追求自己对医疗领域的热情的同时回报社会。”进入护理学校的她,如今在位于阿肯色州罗杰斯(Rogers)的慈善医院担任新生儿室专家。柯伦无薪工作。她倾诉心境说:“积累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我非常幸福。我从未有一刻问过自己那是否是适合女性工作的地方,只是一味向前奔跑。但我没有后悔。我对家人和朋友说:‘如果早知道现在的工作能给我这么大的快乐,我会更早开始。’”

柯伦是非主流,也是个怪人。大多数女性高管热爱自己选择的领域,并在该领域持续工作。关于女性CEO的统计资料固然惨淡,但也有抱持希望的理由。希望读者读一读上一期刊登的(MPW榜单)人物侧写。

乐观看待的部分理由,可以在所有CEO任命得以实现的董事会中找到。目前《财富》500强企业董事会成员的21%为女性。据史宾沙统计,98%的企业至少有一名女性董事。这是好消息。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因为女性董事更倾向于选择女性。埃克塞特大学的瑞安教授解释说:“并不是女性董事会更多地选用女性。男性和女性对领导力都抱有完全相同的刻板印象。”

更主要的理由在于,拥有独特背景的人更有可能聘用独特的人。这可能对没有CEO经验的人构成优势。曾一度被视为可口可乐CEO候选人、目前在伦敦的莱恩资本(Lion Capital)担任合伙人的玛丽·明尼克(Mary Minnick),曾担任塔吉特(Target)、喜力(Heineken)、WhiteWave等知名企业的董事。她解释说:“没有哪个董事会愿意做出有争议的选择而登上报纸头版。它们倾向于通过共识做出整体上安全的选择。”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在公司里久经磨炼的内部人士,通常不会选择女性。

许多董事指出,在董事会安排一名女性并不足以带来变化。西特林说最理想的数字是3人。在包括史泰博(Staples)在内3家董事会任职的亨雷塔认为,董事会自身的相对权限能够带来变化。如果女性不领导委员会或不担任董事会主席角色,她们行使影响力的可能性就会相应降低。

就此而言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财富》500强企业主要高管任命及治理结构委员会的负责人中,近28%为女性,高于2005年的14%。审计和薪酬委员会主席中的女性比例分别为18.2%和12.6%。但最强有力的地位“主席职”的数字依然令人沮丧:《财富》500强企业的女性主席目前仅有30人。

不过,为寻找更多女性的组织正接连出现。前谷歌高管苏金德·辛格·卡西迪(Sukhinder Singh Cassidy)运营的“Boardlist”和“Women in the Boardroom”等团体可以举例。这些团体的目标是应对“可供考虑的女性高管不够多”这一普遍抱怨。借用一位曾经的总统候选人的说法,她们正在收集“装满女性简历的文件夹”。乐观主义者会说:“如果她们把这些文件夹与有众多女性成员的董事会共享,或许能够到达促成变化的临界点。”那个临界点如今看似已进入视野,但现在看来仍略显遥远。

<Br><b>■ 不从MPW榜单上消失的方法</b><Br> 出色的业务能力也许并非晋升CEO的充分条件。那么,雄心勃勃的女性该如何被认可为CEO之材?以下提出几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br><b>■ 把人脉拓展到超出必要的范围</b><br> 女性常常把100%的注意力放在工作上。一方面是不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决定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可以获得自力更生的形象。不要落入这个陷阱。前英特尔CEO人选芮妮·詹姆斯指出:“你确实需要构建人脉。不仅是女性人脉,还需要覆盖整个行业的人脉。必须积极地走出去。”这一建议在公司内部同样适用。也要与董事会、同事建立关系。前宝洁北美事业部总裁梅尔·希利说:“如果说有什么事我希望自己当时做得更积极一些,那就是在公司内部多建立盟友。与其走进会议室去说明想法,不如先掌握所有潜在的反对势力。女性往往认为想法好就足够了。”詹姆斯也主张,公司外部人脉的价值与在公司内董事会中寻找支持者同样重要。“要向他们求教,也要与他们共度时间。”

<br><b>■ 不要害怕横向移动</b><br> 职业生涯并不总是直线前行。前雅虎CEO卡罗尔·巴茨建议:“尤其对女性来说,拥有广泛的经验很重要。比如与其一直留在营销领域,不如尽可能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即使要接受职位降级的情况下也应如此。”但不要立刻扑上任何机会。如果必须这么做,请在充分了解所有可能性的前提下去做。玻璃悬崖始终存在,而且可能很危险。希利建议:“即便这个角色看起来了不起又漂亮,也要亲自查清别人为什么回避它。”

<br><b>■ 即使对方低劣,也要保持格调</b><br>有时女性比男性更难从失误中重新站起。巴茨曾因使用不当俚语而受到全方位的指责。而对于T-Mobile的约翰·莱杰

(John Legere)这样的CEO来说,那些俚语却被当作自豪的表达。要认识到自己可能被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评判。曾任麦当劳美国区总裁、目前在孟山都(Monsanto)和Chico董事会任职的简·菲尔兹

建议:“以你自己感到坦荡的方式去面对指责。不要陷入泥潭之争。一旦卷进那场争斗,只会让你自己变脏。”

<br>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By Jennifer Rein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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