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是空降来的,所以没有负债。”“我具备专业性,我会成为成功的空降人士。”(洪基泽 前产业银行会长)
“(针对被指为亲朴人士)我亲朴……我尊敬并热爱总统。”(李德勋 进出口银行行长)
这是现任和前任国策银行行长们的发言。两位行长都是朴槿惠政府代表性的空降首席执行官(CEO)。不幸的是,近来国策银行员工之间甚至出现了自嘲式的抱怨,称与其来这样的空降CEO,不如来个“什么都不做的CEO”。原因是缺乏对国策银行理解的CEO在短暂任期内想大干一番,结果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复杂的经历太多。
有评价认为,国策银行的悲剧源于未经检验的空降人事。以产业银行为例,自闵裕圣前产业银行行长时期起就出现了“失去的十年”这一说法。闵裕圣、姜万洙、洪基泽三位前行长分别出身于民间金融公司、官僚和教授,都曾在各自领域被认可具有一定专业性,但最终只给产业银行留下了污点。
特别是随着景气急速恶化,国策银行承担了企业结构调整这一主要职能,但交由空降CEO这类非专业人士主导的结构调整不断出现闪失。
检方调查还确认,姜前行长作为大宇造船海洋的大股东,不仅未对子公司进行管理监督,还以对南相泰前大宇造船社长的不正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代价,怂恿其向熟人经营的不良企业进行巨额投资。继姜前行长之后,闵前行长同样难以摆脱检方调查。
此外,引发西别馆会议风波的洪前产业银行会长也被视为空降人事的代表性失败案例。有评价认为,洪前会长在结构调整失误问题上引发责任论,自行拉低了国策银行的地位。洪前会长主张称,“(对大宇造船的支援)是青瓦台、韩国企划财政部和金融当局决定的行为,原本就没有市场原理介入的空间,产业银行只是充当陪衬”,结果成了国策银行掌门人自己向全世界承认国策银行局限性的局面。
有人指出,国策银行既有结构调整等大量需要专业性的领域,又处于必须与金融当局协调意见的位置,因此空降CEO带来的弊害更大。特别是在现行产业银行法和进出口银行法下无法阻断政府影响的情况下,若CEO是空降而来,被政府意志左右的可能性更大。曾担任产业银行革新委员长的成均馆大学教授金京洙表示,“按现行产业银行法无法阻断(政府的干预)。政府是主人,产业银行是代理人。目前阻断政府影响是不可能的,法律上也不被允许”,揭示了现行法下产业银行的局限。正因如此,才更需要不易被外部压力动摇的国策银行CEO,而若来的是专业性不足的空降人士,就只能更多地看政府的眼色。
在这种氛围下,学界也有主张认为,为阻止国策银行空降CEO,应引入金融机构任职经历制度,要求拟出任金融公司执行高管或监事者具有3年以上金融公司工作经历,但这一主张同样因利害冲突而进展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