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5 | 임지훈 기자

[崩塌的精英经济官僚]连国民也背离,信任触底……应定好规则、减少上层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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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去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国家竞争力排名结果,韩国政府曾正式表示“不可信”。政府解释称:“问卷对象仅限于企业人士,受访者主观判断左右的问卷比重较高。而且回收率也低,客观性存在局限。”

政府之所以反应如此过敏,是有原因的。不仅是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WEF公布的“政府部门”竞争力也惨不忍睹。竞争力年年下滑。从WEF的国家竞争力分析看,“政策决定的透明度”从2007年的第34位骤降至去年的第123位。公务员决策的偏向性同期从第15位跌至第80位(2016年第82位),政府支出是否浪费也从第22位骤降至第70位。当然,如政府所主张,这可能是问卷调查的局限。但问题在于IMD给出的结果也大同小异。从IMD的资料看,“政策透明度”部分从第34位下滑至第40位(2016年第43位),政府政策适当性一项同期也从第34位跌至第45位(2016年第46位)。考虑到WEF以140个国家、IMD以60个国家为调查对象,通过这两家机构评价的韩国政府竞争力与信任度已属不及格水平。

专家们评价称:“在开发时代,官僚的竞争力还是领先民间部门,并实际引领了国家经济。”引领汉江奇迹、将曾是世界最贫国的韩国推升为世界第11位经济大国的经济官僚们也极为自豪。政府的竞争力正是由他们提升的。政府某部门一位高层官员表示:“过去有很多有胆识、有能力的前辈,被称为与部长同级的事务官。因为以部长为主导,向官僚赋予权限和责任后让他们办事”,“这也是当年能够与青瓦台乃至国会、甚至司法当局正面交锋的原因。”

但如今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可能只存在于记录与记忆之中。政府部门迁往世宗市后成为孤岛,加之崔顺实事件,政府在各经济主体心中的信任实际上已经破灭。

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金炳椽指出:“经济领域信任度下降,是因为秘线组织和政治等毫无分寸地介入经济。在此过程中,检方等司法调查机关也被动员”,“最终国民和企业人士无法再信任经济政策。”他还补充说:“五年单任政府为拿出成果,存在把经济相关组织垂直化、向各主体施压的一面”,“这最终也是政府失去信任的一个原因。”

但也不能因此忽视政府的作用。明年将以超过400万亿韩元的预算推行各项政策,也可以为新的增长动力确定方向。因此官僚社会和专家们主张,亟需制定打破当前困局的解决方案。意思是政府的作用依然重大,若无法把握重心而摇摇晃晃,那么人均国民收入4万美元姑且不论,就连进入3万美元时代也可能困难。

各方首先一致认为需要角色分离。即应将内部人事和政策的实质权限授予部长,让各部门的业务得以运转。祥明大学金融经济学系教授白雄基强调:“市场现在无论政府说什么都不相信。恢复政策信任是最紧迫的课题。”他接着表示:“应保障经济官僚固有的角色与权限,并明确责任归属。”现代经济研究院院长姜仁秀也主张:“应把政治与经济分离,经济要由副总理负责推进”,“只有具体提出经济政策的方向性,国民和企业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才会提高。”

对已成孤岛的政府世宗办公区,也有必要提出现实的解决方案。除非消除迁往世宗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否则难以提升官僚的竞争力。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表示:“说要把国会迁到世宗、或者青瓦台要搬迁,这些都是无用的方案”,“只要建成KTX世宗站,世宗就能与企业、国会、青瓦台等直接连通。”另一位人士也强调:“现在从世宗办公室出发到汝矣岛要花2小时30分钟以上”,“但算下来,只要建成世宗站,1小时30分钟就能到。”这与从果川到汝矣岛的时间相近。意即若把世宗打造成第二个果川,也能改变支配官僚社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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