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5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后发者的生路”—美国制造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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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未来在制造业。应发放补贴并对进口工业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必须禁止核心原材料出口,并对发明给予奖励和专利。制定商品标准法令、发展金融与物流等基础设施同样迫在眉睫。”这是1791年12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交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要旨。

该报告的背景有两点:英国对技术外流的抑制和自由贸易政策。基于重视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维持着高于任何国家关税的英国,凭借工业革命获得自信,从1840年代中期起明确转向自由贸易。汉密尔顿出于美国可能永远落后于英国的危机感撰写了这份报告。

更现实的原因是技术壁垒。据最近出版的《走私的故事》(挪威特隆赫姆大学教授西蒙·哈维Jieum)记述,英国很早就对技术转移上了锁。最初从禁止纺织相关人力与设备外流开始,适用范围逐步扩大。尤其对已独立的美国的技术外流更是高度警惕。为突破这一点,美国由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等第1任和第3任总统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高层动员政府组织力量从事走私。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中大量涉及技术开发与专利内容,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汉密尔顿把这份报告视为得意之作。当时他36岁。他出生于加勒比海地区,是私生子,克服重重困难自学成才、功成名就,先后任华盛顿将军的副官和律师,最终成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可谓一路顺畅。他此前已通过两份公共债务报告数次跨越巨大难关。提交国会的两份《关于公共债务的报告》,让他取得了解决独立战争时期公共债务和设立中央银行的业绩,因此他相信《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也能轻易获得国会同意。

结果却截然不同,报告被国会的反对所阻。联邦派的同志、直至今日仍被视为经典的《联邦党人文集》(原为报纸投稿合集)的匿名共同撰稿人詹姆斯·麦迪逊(后来的第4任总统)也站出来反对。政治上处于对立面的托马斯·杰斐逊(当时的国务卿、后来的第3任总统)等州权派的反对更为激烈。因为对向欧洲出口棉花和烟草的南部而言,“征收关税=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削弱”。

以杰斐逊为首的南部出身政治领袖们相信美国应发展为农业国家。他们认为,出口以奴隶劳动生产的棉花等农作物、进口纺织品和工业品的农业经济才是理想的国家模式。南部农场主猛烈攻击高关税是“对南部的敲诈”。他们愤慨地表示,这削弱了棉花等国内出口品的价格竞争力,又抬高了欧洲奢侈品的价格,是双重负担,而且是把北部生产的劣质工业品高价强卖给南部的体系。

最终,直到汉密尔顿去世(1804年),《制造业报告》都未得到切实执行,只是关税率略有上升。汉密尔顿报告最先开花结果的地方是德国。流亡美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从制造业报告中获得灵感,在德国播下了“幼稚产业保护论”的种子。恰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在钢铁和机械领域受政府保护而成长起来的普鲁士,出口高品质产品并赢得国际声誉。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也在这一过程中诞生。

因决斗而在50岁去世的汉密尔顿,其《制造业报告》并未随之消亡。它以参议员亨利·克莱等人主导的“美国体系”的形式,从1820年代初起重新复活。所谓美国体系,内容与汉密尔顿报告几乎相同,区别只在于一个是构想与撰写提交报告,一个是付诸实行。作为制造业报告之实践的美国体系招来了流血。把关税法称为“憎恶之法”而加以反对的南部,其反抗最终演变为南北战争。

以战败压下南部不满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完全沿袭了亨利·克莱留下的政策。据金融史学者约翰·斯蒂尔·戈登的《华尔街帝国》记载,继承林肯总统所属辉格党的美国共和党,长期把高关税视为“常备药”。自林肯之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一直维持平均40%的高关税以培育制造业。像美国这样长期依赖高关税的国家前所未有。大萧条刚过之后,美国又以更加保护国内产业为名,制定了最高达400%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和关税战。大萧条初期,该法实施仅3年,世界贸易便缩减至三分之一的水平。

结果,美国可谓是踩着“关税与补贴这把梯子”登上了头号工业国家的位置。具备竞争力之后,美国转向自由贸易,却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关税与补贴。世事真是循环往复。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人被视为保护贸易的信徒。曾经用得很顺手的围栏和梯子,因为担心别人也来用而藏了起来,如今又要重新取出。特朗普是否真会如其候选人时期发言那样推行极端的本国利己主义政策,值得关注。若要强行推进,有一点很想劝告:请看看美国保护贸易走过的路,尤其要回想大萧条时期共和党籍赫伯特·胡佛总统的政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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