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10月底,经常项目收支已连续56个月保持顺差,为历史最长。韩国银行预计今年经常项目顺差约97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达到6%中段。尽管旅游收支逆差以及韩进海运事件导致运输收支恶化,但在原材料价格下跌、企业投资低迷等因素下,表面上看仍属守得不错。
从微观角度看,经常项目顺差象征着我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确立,并成为强化对外支付能力的因素,从而提升我国经济的对外信誉度。从宏观经济结构角度看,也可解释为国内投资不及国内储蓄而产生的剩余储蓄流向海外,即“我国经济的海外储蓄”。按经济主体来看当前状况:家庭消费与储蓄减少,企业因投资低迷产生剩余储蓄而成为大规模储蓄主体,政府为填补这种需求不足而扩大财政支出,导致财政收支恶化。
这种结构变化是典型的萧条型顺差,与日本“失去的20年”极为相似。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
首先可以确认结构调整的紧迫性。1989年起泡沫开始崩溃的日本经济,结构调整这一主题首次登场是在1998年东亚危机之后。近十年间,日本大藏省和银行在没有结构调整的情况下持续宽容放贷,延缓了经济新芽萌发的过程,这成为日本经济活力恢复迟缓的一个原因。
其次,在物质投资已趋成熟的我国经济状况下,社会间接资本(SOC)等有形投资应有选择地集中于能够真正创造附加价值的领域。我国“净资本存量与GDP之比(资本系数,K/Y)”已超过发达国家均衡增长路径水平的3倍。“投资占GDP比率”也在外汇危机后第一次调整期(35%→30%)之后,进入第二次调整期(30%→25%)。若忽视这种变化,像日本那样持续大规模物质投资,容易因资本收益下降和“投资的消费化”等而只是不断累积经济主体的负债。建议集中投资于大胆改变产业结构,使我国经济能够顺利搭上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大潮。
最后,使宏观变量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处于适当水平是可取的。与过去不同,出口的收入和就业创造效果已大幅弱化,对家庭消费能力的贡献也很有限。如果经常项目顺差难以解决民间消费等内需萎缩问题,在缓解企业与家庭等经济主体之间以及家庭内部的收入不均问题上也存在局限,那么现在需要努力寻找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