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气氛还不错……’ 今年8月,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柳一镐(左)在首尔政府办公大楼会见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并握手。/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室
在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称“不知道该与韩国的谁谈判”,致韩日货币互换谈判事实上中断之际,有分析指出日本这一态度与1997年外汇危机时拒绝韩国求援颇为相似。当时面对韩国“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的苦苦请求,日本仍以“日本也很困难”为由大举撤资,直接导致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贷款。日资券商野村也发布了一份题为《大宇警铃大作》的四页报告,使大宇的问题公开化,成为其倒闭的导火索。
事情要追溯到19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为提振景气而采取超低利率政策。国内无处投资的日本资金自然向世界各地扩张。以低息借入日元、投资于他国高息资产的所谓“日元套息交易”由此开始。这恰好与韩国企业和金融界的状况及利益盘算相吻合。1990年代初中期起,半导体等领域投资热潮兴起,几乎不受监管的综合金融公司从海外借入资金再贷给企业。外方偏好危机时可随时撤资的“短期”贷款,对此缺乏认识的韩国金融机构接受了这一条件。
1997年马来西亚、泰国等相继沦陷,危机感加剧。韩国外汇储备约为300亿美元的1997年,韩国金融界仅对日本就背负共22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当年9月,日本以必须守住国际清算银行(BIS)8%的自有资本比率为由开始收回资金。韩国财政经济院(现韩国企划财政部)动用与日本财务省的全部人脉请求“不要在晴天借伞、下雨时收回”,但日本最终收回约60%即130亿美元。尤其是11月以后共收回83亿美元,直接导致韩国当年11月向IMF申请救助贷款。现已被拘押的前企划财政部长官姜万洙,当时任财政经济院次官,他在著作《现场所见韩国经济30年》中回顾道:“日本是遥远的邻居。”
野村也是典型例子。1998年10月,日本最大券商野村证券首尔分公司向外国客户限量分发了一份仅四页的简短报告。标题为《大宇警铃大作》,副标题是“(大宇)已无资金来源”。报告指出:“在韩国政府限制金融机构持有公司债的措施之下,加上大宇股价低迷,大宇已无筹资之道”,“将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大宇的处境被公开,大宇最终于次年解体。首要责任在于经营失败的大宇集团,但无论如何,致命一击来自日本。
如今情形相似。韩国正处于国政最严重的空缺、市场利率上升、美元走强带来新兴国家企业债务危机可能性等危险局面,正是需要互换的时点。然而日本却置之不理。当然,麻生副首相“不知道该与韩国的谁谈判,无法谈判”的说法,或许只是单纯指出韩国副总理处境暧昧,但通常两国在互换问题上直至最终结论出台前都不作表态,因此这一说法说服力不足。日本近来在韩国国政混乱之际,对于对本国有利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言不发即予签署,却在互换上提出问题,也被解读为是否在经济层面给韩国背后一击。
不仅如此,野村近来还过度下调了韩国明年的增长率预期。野村认为韩国明年增长率仅为1.5%。这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6%)、LG经济研究院和韩国经济研究院(2.2%)等的预测。日资撤离的迹象也与外汇危机时相似。近日《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随着韩国风险升高,日本各银行的警惕心正在上升。截至6月末,按国际清算银行(BIS)标准,日本对韩国的债权额为334亿美元。该报指出:“难以寻找资金运用去处的日本银行此前积极增加了对Samsung Electronics和浦项集团等的融资”,“在政治经济风险加大的当下,对韩国的债权正成为负担”。
世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大钟表示:“美国就业市场已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美国利率正常化速度预计将加快”,“考虑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危机可能来临,因此需要互换”。他强调:“综合考虑日本以韩国副总理身份暧昧为由对互换态度消极,以及必须妥善应对国内外经济风险等因素,应尽早、哪怕早一天,把指挥塔真正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