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顺实干政事件之后,政府陷入无力状态。在政治格局也呈现“执政党席位少于在野党”的情况下,政府对《服务产业发展基本法》《规制自由区特别法》《劳动四法》等主要法案在国会通过一事,似已提前放弃。而在外汇危机尾声的2001年却不同。当时政治格局同样是执政党席位少于在野党,但官僚们却更加执着地去说服政界。怀着守护国家经济最后防线的使命感,他们甚至不惜与在野党议员进行两天一夜的集中住宿讨论。
30日,政府一位相关人士坦言:“外界都在说,劳动四法是为了满足财界的要求,服务法是为了支援崔顺实常去的车医院才要通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继续推进呢?”他还表示:“虽然政府无法正式承认已放弃服务法、规制自由区法和劳动改革四法,但也并不期待这些法案能在本届政府任期内通过。”
经济相关部门的主管们同样找不到明显的突破口。他们并未试图直接跨越执政党席位少于在野党这道墙,而是一边喊话,一边期待这道墙自行倒塌。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刘一镐每次访问国会或企业时,都像寒暄一样重复着:“要建立体系化的服务产业培育体制,就必须尽快对《服务产业发展基本法》立法。只有劳动四法、服务法通过,才能创造就业岗位。”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基权也口头强调“劳动改革不能停下”,但几乎没有议员或公职人员觉得这些话有分量。
然而把时针拨回2001年,当时的经济掌舵者们却不同。2001年,受美国信息技术(IT)产业不景气影响,增长势头放缓,国内还堆积着大宇、现代集团等企业结构调整的难题。国会一再空转,甚至对支撑政府政策的三项财政相关法案连讨论都没有进行。
当时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陈稔为打破这一困局,于当年5月拜访了在野党领袖、大国家党总裁李会昌。他诚心诚意地说服李总裁,最终促成了执政党与在野党的12名经济专家议员与5名经济部门长官进行两天一夜的集中住宿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也难免因情绪对立而波折不断。在连喝了7杯烧酒炸弹酒后,双方开诚布公地继续对话,最终就以下六项达成协议:制定《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公共资金回收最大化、制定《传统市场活性化特别法》、国家债务及基金运用透明化、放宽企业活动的行政管制、培育住宅产业及尖端产业。“两天一夜集中住宿讨论”被评价为在经济政策上成功促成执政党与在野党合作的范例。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信息中心所长金周勋表示:“过去经济相关部门的长官们在周六下班后聚到总理公馆,虽然争得面红耳赤,但一直讨论到深夜,非要得出结论才罢休。”他说:“当时还以此为基础推动立法,如今看不到那样的激烈劲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