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29日,第96届例行国会全体会议通过了18项税法案。与其他以全体一致方式通过的法案不同,唯有增值税法案经过了表决。出席176人中,赞成128票,反对47票。执政党共和党与由朴正熙总统指定的国会议员组成的维新政友会赞成,在野党新民党则以担忧经济衰退为由投下反对票。
朴正熙政权正式开始研究引入增值税是从1973年起。在以维新体制搭建长期执政框架之后,9个经济部门长官在发布新年经济运营计划时,正式表明将在1977年之前引入增值税的方针。表面理由是税制先进化。将营业税以及物品税、织物类税、石油类税、电气煤气税、电话税、通行税(以上为国税)和娱乐饮食税(地方税)等9个税目合并为一。
真实目的另有所在。在税收增长遭遇瓶颈的情况下,当局相信增值税税收抵抗小、相对容易确保税源。在野党反对称间接税增加会扩大贫富差距,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也以加剧经济萧条为由表示为难,但维新政权毫不左顾右盼地强行推进。执政党内部曾有人提出在大选(1978年12月)之后再引入的讨论,但未被接受。
唯一改变的是税名曾从增值税定为交易税,后又改回增值税。新设“交易税”税目未能成行的原因是,有人主张6·25战争期间进驻首尔的金日成曾征收“交易税”。经过国会立法程序和预告,次年即1977年7月起开征的增值税,仅第一年就带来2415亿7300万韩元税收。远超2100亿韩元预估目标的增值税税收,在次年1978年猛增至8389亿韩元,占全部内国税的37.3%,成为“孝子税目”。
然而副作用也相当严重。财务部曾保证“经过3年准备和反复演练不会有问题”,各种副作用却如同讥笑般接踵而至。首尔东大门市场和南大门市场的商人在增值税实施两个月后,以“因为增值税生意做不下去”为由集体关闭店铺。维新政权以强力压制主要批发市场的罢市事态,重新打开了市场大门,但对飞涨的物价却无计可施。
在仅靠公共费用上调物价就跳上两位数的年代,商人们按10%税率上调价格,导致物价整体大幅上涨。房地产波动更为剧烈。一个月内首尔主要地区公寓暴涨达30%。汝矣岛地区的公寓价格一年内上涨超过3倍。公寓风波、30%至40%的物价飞涨与消费低迷,导致1978年大选中执政共和党得票率落后在野党新民党1.1%的政治异变。
国民对增值税的不满被视为选举失利的原因,引入增值税制的主角、经济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南德祐,财务部长官金龙焕,总统秘书室长金正濂等人因此去职。朴正熙总统除了负责实体经济与出口的商工部长官之外,更换了所有经济部门长官。增值税引入的影响并未止步于此,它也被视为导致朴正熙政权垮台的原因之一。朴正熙总统被刺杀的10·26事态发生后,共和党内即出现废除增值税及追究主导引入者责任的主张。
继维新政权之后的新军部认识也相似。被称为“第五共和国政权设计者”的前议员许和平在其著作《领导力的危机(2002)》中的评价称:“在油价暴涨和对重化学工业过度投资压迫整体经济之际,政府1976年引入的增值税加重了企业乃至中小微商人和一般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使一般国民开始动摇。政治紧张与税收不满复合作用而爆发的,就是釜山、马山地区发生的釜马事态。”
以时任新民党总裁金泳三被剥夺议员资格为导火索、由大学生发起的反维新政权示威迅速壮大。一般市民与商人加入的示威队伍纵火烧了西釜山税务署。前总统全斗焕的回忆中也有强调维新末期经济危机和国民对增值税不满的段落。卢武铉总统时期民主党籍议员金钟仁(现为共同民主党)在反对引入综合房地产税时曾这样说过:“因为经济困难才引入了增值税,选举失败后不寻求善后方案而以强权推进,结果引发釜马抗争,维新政权最终崩塌。”
也有相反的视角。前经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姜万洙在其著作《现场所见韩国经济30年(2005)》中写道:“引入增值税使税收和物价都得到了控制。……(中略)……朴正熙总统被刺杀的主要原因是维新体制和釜马事态,这一点世人皆知。……(中略)……把10·26事件的原因归于增值税、方向判断失误的共和党,被发动12·12事态的年轻军人夺走政局主导权,从历史中消失了。”
究竟哪种解读才对?尽管初期存在税收抵抗与副作用,增值税在第五共和国政权时期一度占全部税收的40%,成为主要税目。2015年增值税带来的内国税为54.2万亿韩元,低于前一年的57.1万亿韩元,但仍保持主要税目地位。问题在于上调可能性不小。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在野党也在讨论上调增值税税率的方案。
虽然不乏这样的认识,即比起上调香烟价格之类的小把戏,更需要提高法人税或增值税的正攻法,但这是需要全民共识的事情。一旦贸然加税,不仅会引发可能影响政权安危的税收抵抗,还可能打击景气走势。在萧条初期上调营业税而陷入“失去的20年”的日本案例,并不像是别人的事。担忧在前。因为无论谁、哪个政党执政,经济条件与财政状况都不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