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融市场因“特朗普躁动”出现国债收益率急升等波动性扩大。韩国银行出手购入约1.27万亿韩元国债,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8年来首次直接干预市场。此举似有稳定市场心理、防止平民阶层利息偿还负担加重的先行措施意义。家庭负债在利率下行时是问题,利率上行时也同样令人头疼。
以2001~2009年韩国劳动面板数据为基础推算的结果显示,2006年以后家庭负债一直是抑制消费的因素。特别是收入越低,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呈非线性放大。另一方面,以X轴为实际住宅价格上涨率(全国住宅价格增长率-物价上涨率)、Y轴为有效家庭负债增长率(家庭信贷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所构成的四象限图中,确认当前家庭负债的位置,主要处于第二象限。第一象限是房地产泡沫形成阶段,第三象限是去杠杆阶段,而第二象限则是住宅价格上涨率赶不上一般物价上涨率、家庭负债增速却高于名义GDP增长率的阶段。这也就是“生计型贷款”扩散的区间。
如此来看,也可以做出一种悖论式的解释:家庭负债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消费,因而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的一根支柱。家庭负债是制约消费、蚕食增长的癌症般存在,但反过来,急剧的去杠杆(清理负债)又可能损害增长潜力、引发低收入阶层崩溃等严重社会问题,具有两面性。若处理粗糙,或将经历辜朝明所主张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
我国的家庭负债似已过了靠短期外科手术解决的阶段。若像英国或冰岛那样及早着手,本可实现良性循环式的软着陆,但时机已经错过。不得不选择中长期的“与家庭负债共生战略”。即短期内努力推动转为固定利率贷款以应对利率波动风险,同时精细制定估算总数达134万户的边缘家庭的退出战略。中长期则需改善我国经济体质、增强体力。应趁还不算太晚,由韩国企划财政部·韩国国土交通部·韩国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等组成特别工作组(TF),制定十年计划,将高达146%的“家庭负债对可支配收入比率”回归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112%水平。其中不仅要包括所需财源的筹措方案,还应把税收监管、金融监管、交易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等各部门所拥有的政策手段,与适当经济增长率和劳动收入分配率等一并进行立体化考量。前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任胜泰






